包邮巫风侵润下的诗意想象-巫文化与中国现当代小说

　　四、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1．基本思路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赛先生”的旗号进行思想革命开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激进的改革派提出“补课”的主张，启蒙一直被认为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径。尽管启蒙的理念如“自由”、“平等”、“理性”、“科学”等概念不断地被人们误读和重释，但启蒙言说一直是这个世纪的主要语境。无论哪种启蒙，无疑都会要求扫荡巫文化，但无论哪一类作家，只要他真正懂得艺术的真谛，只要他真正关注民族文化精神的发展，他就不可能不对巫文化存有一种特别的兴趣。所以，从启蒙立场出发的20世纪中国小说作家对巫文化表现出既质疑、批判又眷恋、肯定的复杂态度。现代启蒙者充满矛盾、悖论的精神世界，呈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面对文学的启蒙和文学的审美需要相互纠缠时复杂的心态。这一矛盾给作家创作造成的压抑与作家主体的反压抑，给作品带来了耐人寻味的艺术空间和令人意想不到的艺术深度。因而，探讨现代小说家理性上的启蒙主义和艺术上的近巫传统之间的主体悖论以及这一悖论呈现出来的艺术张力，乃是本课题研究贯穿始终的一条思想线索。　　当然，理陸主义和近巫传统之间的悖论，之所以能够在众多创作主体身上呈现并且激发出极大的艺术张力，是因为20世纪中国小说家们尤其是那些少数民族地区的作家们往往将艺术的“诗性”与“神性”联系在一起。身处文化边缘地带、得到了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少数民族文化滋养的现当代作家的文化选择和创作追求与巫文化之间的关系，是20世纪中国小说的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这些作家试图从民间独特的巫鬼信仰中，寻找到重新确认民族属性、拯救民族文化、安抚现代人心灵、医治现代文明病的路径。对以巫鬼信仰为文化核心的乡土世界的表现只是表层，其深层含义是探索和建构一种理想的人性形式和生存方式。对自然人性和巫术仪式的召唤，成为他们返归自然、重回“神之存在”的时代的重要通道。他们把巫文化作为一种观照世界和人生的文化哲学，表达他们对于外在世界和牛命现象的情感体悟，实现思维和感性的自由，为20世纪中国文学创造出了一种重象征、重冥想、重抒情、具有传奇色彩和神话意味的小说艺术，从而挣脱了理性统治一切的时代，为文学保留下了诗性飞翔的空间，大大丰富了20世纪文学的文化内涵和审美内涵。所以，本课题在选择研究对象方面将特别关注那些具有较高艺术成就的少数民族作家，在研究这些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主题和艺术精神时，又着重研究巫性思维在他们作品的民族文化特点的构成中所起到的作用。　　20世纪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政治革命风起云涌的世纪。由于政治意识对各个精神生产领域乃至日常生活领域的强力渗透，政治叙事成了这个世纪各种意识形态*显要的叙事模式，而革命则是政治叙事的中心话语。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世纪革命的口号十分响亮，革命的手段十分彻底，革命的对象也包罗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等各种领域，但革命的对象却不时以各种方式曲折显示出自己顽强的生命力。作为革命对象的巫文化的命运，特别典型地反映出了20世纪文化革命的特点。革命诉求下政治叙事与-巫文化的“对立”、“合谋”b“游离”，成了这一世纪中国小说创作的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在20世纪40年代的“土改题材小说”、“农村题材小说”，解放后五六十年代农村题材小说、革命斗争题材小说中，巫文化与政治叙事之间一直存在着复杂而隐秘的关系。作家们通过对入神分离、人定胜天的肯定，对民间巫鬼信仰进行了“祛魅”的清理，与中国政治家从20世纪初期就开始了消灭民间宗教的“祛魅”运动达成了同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