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学术史视野中的华文文学-第十七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原来战后的癫狂祭祀，竟是为了“逃避”曾经的沦丧吗？“书房”是一个充满了隐喻的地方，给我们看到的不过是两种东西：器物和文字。大和文明的木屐、和服进入了铜油盏、线装书的书房，代表着从武力征服到文化入侵的大变动。文字则道出读书人的心灵挣扎。一方面，文言正用它特有的声韵腔调，表白着与殖民者燕好的心意，连呼“幸甚”。另一方面，华丽的“旨趣书”又隐然透露遗民的自我辩解：“统治之极在于文化向上，民生安定而已。”殖民初期，汉书房和如祖父这般的旧文人，曾是与殖民者进行语言角力、“维系汉文化于一脉”的重要营盘。但同时，“汉文汉诗”也是殖民者以“同文”示好，拉拢旧文人、排斥“新文学”的手段，后者直接受到大陆新文化运动影响而产生，在殖民地处境下，有强烈的抵抗意识。“汉文化”与“旧文人”，在多重的历史夹缝中，焉能不进退失据。祖父典藏的“台湾公益会旨趣书”，代表的或是一类“屈节者”：文化不灭，则与日本人“融合协立”，未必不利于“除去民间疾苦”——考诸中国近代史，这番说辞并不罕见。②所谓“助长内（日）台人差别之撤废”，或许是顺应时势的天真愿望，但某种意义上亦是殖民地人*难抗拒的宿命：殖民地人的*高目标，应是成为与殖民母国同等的人。由此再回顾父亲的经历，太平洋战争给他成为“皇民”的希望，希望的毁灭伴随着认同伦理的反扑，让父亲一代精神瘫痪。而为父亲取名“承祖”的祖父，想要他如何承祖？一些日本学者的研究，如此理解祖父这一代台湾人所遭遇的历史两难：　　本岛人要保持对岸的语言和习惯，在今日对他们没有什么利益，恐怕更　　使他们子孙的地位增加困难……使用本岛话及随着因使用本岛话而怀着思　　想祖国及怀念祖国的感情，那么他们在政治上就不能不受到不利的处置。①　　叙述者“我”说，“家族遗传的血液啃蚀了父亲的一生”，祖父遗传给父亲的不是别的，却是一个大汉遗民的历史困顿——政治上的屈节与传统文化本身的萎落，从《明代名臣言行录》的书名与一卷卷纸轴《大和颂》、《送尾崎一郎东归诗》、《和上田总督诗》的对照中，可以想见。　　“我”的偷窥揭开了祖父的伤口，病中的他，拼尽全力掷来手杖，打碎了木匾。而年少的“我”懵懂不觉，多年后方殷殷询之于母亲。母亲却讲起了祖父办工厂的事情，由此我们进入祖父的第三个空间：工厂。　　光复后，祖父卖掉五进大厝的后边两进，在郊外开了一家产品销往“唐山大陆”的罐头厂。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祖父的工厂亦受到持着棍棒、啸叫着“打猪仔”②的本省人的冲击，祖父嘶吼：“我是台湾人！”众人愣住，祖父却又龇着牙恶狠狠地说：“中国人！”众人惶惶，一个干瘪的声音冷冷道：“昨天是日本人，今天台湾人，究竟是什么人？”祖父被问得哑了声。日本时代努力做“日本人”，光复了刚刚做回“中国人”，又要做“台湾人”的区分——干瘪的声音“冷而坚直”地替祖父作答：“什么人？现实的人！”这个情节或许太刻意，“干瘪的声音”，像终于来临的末日审判，宣告着祖父作为“沦丧者”的道德破产。祖父抱着振兴家业的雄心开办工厂，具有商业投机色彩。光复之初，两岸往来畅通，对由于日本人的经营而初步拥有现代工业观念的台湾士绅来说，看到了商机，而府城本因贸易而兴，重利的商业性格也是一种积淀。舞鹤对此颇有自觉，并在不同的作品中一再加以表现和嘲讽。后来的短篇《调查：叙述》（1993）和长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