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叙事文学的情感与叙述

　　《茶馆》：“世变”“民生”与民族寓言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当代作家大多有意识地书写中国近现代历史，社会主义立场与想象革命的方法大致相同。这种历史意识促使他们在文学想象中总是关注历史时间的流动，努力去阐释某种规律性。这些文学叙述大多是近现代中国本土的历史经验，因而不无现代中国民族寓言的色彩。老舍的话剧《茶馆》无多革命，也没有后设社会主义的预见，相反是一种对“世变”的关注，普通民生的痛苦与隋感成就了其立场，在此基础上老舍有否定进化与改良的历史认知，因而形成其不离近现代中国历史经验的民族寓言。　　老舍心目中有其个人的中华民族的现代历史，他对民族性格的抽绎也不同于50年代的现成解释，老舍没有直接表白过他的认知，而是借助于“茶馆”这个特殊的时空结合体，在场面上活动着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中自然流露了他的认知、价值判断，他的集中凝练的艺术呈现中包涵有民族寓言性。　　《茶馆》的民族本体寓言的方式，极大地区别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盛行的具体历史语境中的形象与l生格的叙述。后者的*大特点，是以某个人物作为叙述的中心，在叙述的过程中展现这一形象的j生格和命运，个体往往是叙述的焦点，其指向多在于个体本身。虽然这样的形象也有着某种时代的意义，甚至集体的意义，但也大多只指向某一阶层或某种势力，它并不指向民族本体。30年代中期，夏衍的《上海屋檐下深用了一种集体表现的方式，将底层社会中的各色人等放到一个大杂院中，来整体表现底层社会的生活状态和生命状态。大杂院以及生活其中的人们，于是就成为底层社会的象征。不能否认夏衍的创作有寓言意味，但上海亭子间式的大杂院的所指并不是整个的民族而是特定的底层社会。老舍与夏衍的集体表现，在表层相似下面，有着更大象征度的区别。　　《茶馆》乎承续着《上海屋檐下》的集体象征方式，但老舍与夏衍的选择性指向不同，它所展现的是“群体的形象”，而这个群体的形象，并不指向某个特定群体，而是指向社会中的每一个阶层。假如说《上海屋檐下》所指向的是底层受压迫阶级的话，老舍则指向的是整个中华民族。《骆驼祥子》时代的老舍注重写人物的性格命运，而《茶馆》则注重写民族的命运，“在《茶馆》中他写的是一群人，他把舞台的注意力放在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上”①。可以说他的创作经历了一个“从写人物眭格到写民族的命运”的嬗变。　　任何民族都是一个整体，任何一个整体都是由众多不同职业和社会层级的个体所构成。在对于民族的表现中，单个个体是无法代表整个民族的，只有将那个民族的社会各个层级的人都展现出来，才能显示那个民族的整体风貌。　　《茶馆》首先采用了群体展现的方式，作者将中国从近代到现代的三个历史阶段里可能出现的人物，都安排到舞台上，来了个“集体亮相”。《茶馆》中的人物虽然大多都具有独特的个性，但是从其中的人物身份来看，作家还是试图让其中的每个人物，或者说绝大多数人物-都能够成为那个阶层的代表，甚至成为那个阶层的符号。如秦仲义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符号，王利发则是小工商业者的符号，而常四爷则是旗人中自省、自强意识者的符号，两代二德子等则是特务的符号，黄-胖子则是不显山露水的流氓的符号，大小唐铁嘴则是保媒拉纤者的符号。再如太监，以及国民党的官员等都有特定社会阶层或势力的符号的特生。这些人物具有职业和社会阶层的高度概括陛，从高等级的人物如太监到低层次的人物如被贩卖的妇女，从职业高贵的民族资本家到职业被鄙视的“媒人”，还有处于社会中间层级的人物，如特务打手、小流氓、茶馆老板、大学生、士兵等。《茶馆》聚拢起一个民族在那个时代里所应该有的职业和阶层，给他们—个表演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