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保教立国---康有为的现代方略

《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保教立国：康有为的现代方略》：
　　康有为的经学立场同样复杂。如果说他在1890年代刊行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主要是发挥公羊学的“托古改制”思想，那么1898年之后的流亡时期，则成就了他经学思想的另一个高峰。这个时期的著作包括《中庸注》、《孟子微》、《礼运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1901年），《论语注》（1902年），《大同书》（1902年前后），这些著作的重点在于阐发孔子的三世之义。甚或可以说，当康有为因为流亡而了解到世界各国的真实情形之后，作为他改革的理论基础的三世说，需要解释的就不仅仅是中国由据乱向升平迈进的问题，而是要解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世界各国所处的“世”。
　　公羊三世说所要面临的挑战包括：其一，三世说原先所面对的解释范畴是中国和四夷的格局，然而，民族国家体系使我们认识到世界不再是“中心一边缘”结构，而是万国竞逐的态势。当中国成为万国之一的时候，中国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二，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格局中，中华是文明的代名词，然而，当中国面对社会发展程度更高的西方国家的时候，文明和野蛮的参照系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三，当中国被认定为较西方“野蛮”，却较非洲或其他地区“文明”的时候，中国应采取什么样的发展策略；其四，在三世说的框架中，如何处理改良与革命、立宪与共和，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其五，如何在这样的大思路下理解中国和满洲的关系。这些问题，构成了康有为这个时期经学观的核心关怀。
　　康有为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需要专文来阐述，我们这里关心的是他的公羊三世说在他后戊戌时期的社会变革方案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其经学立场与他一直坚持改良反对革命的政治方案的关系是什么。
　　从某种意义上说，康有为的历史观是公羊三世和进化论的综合体，或者说，三世说与进化论的结合，是康有为试图解决中国社会如何接纳西方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当他将不同的社会制度安置在三个不同的“世”的时候，制度的变革有了一种必然性，同样，任何超越这个阶段的制度设计便因为躐等而失去了正当性支持。这样的历史观是如此的牢固，以至于这些在戊戌前推动变法的动力，转变为他戊戌后反对革命的理据。
　　在戊戌后的流亡期间，康有为重新对公羊三世说进行反思，在写于1901年的《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一书中，其重要的理论突破是如何在更为宏阔的世界中安顿“三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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