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困境与出路

中国的公共政策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在东亚的政治与文化环境中，中国政府在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学界所说的“发展型国家”的作用。中国的体制改革和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公共政策得以实现。或者说，公共政策一直是推进国家各方面变革的主要动力。公共政策作为经济社会变迁的媒介涉及到另外两个重要因素，即思想的创新和制度建设。公共政策首先是思想创新的产物。如果没有思想上的创新，公共政策便没有可能性。思想的创新促成了公共政策的产生。再者，公共政策也必须以制度建设为依据，或者说制度建设是公共政策*终的归宿。公共政策如果*终没有落实到制度建设的层面，就只会表现在社会或政治动员中，公共政策所带来的变化和所取得的成果就很难巩固下来。因此，必须在思想创新和制度建设的框架内来检验公共政策的演变与结果。
　　同时，公共政策发生在一系列的客观环境中，主要包括市场、社会和文化环境。如果前面所说的三个要素主要表现为主观要素，那么市场、社会和文化等因素主要表现为客观要素。因此，公共政策也是一个和市场、社会和文化的互动过程。检验公共政策也就要看政府如何与市场、社会和文化互动。
　　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政策与环境互动两个层面，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已经形成了其独特的公共政策模式。这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教训，需要我们进行客观理性的总结。另外，中国的公共政策并不是在封闭情况下进行的；相反，公共政策是在“开放”或者全球化的状态下展开的，吸收了他国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因此，对中国公共政策模式的研究和总结不仅对国家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对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有借鉴意义。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于2014年在广州召开了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公共政策：回顾与展望”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大会由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担任会议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汉斯?道维勒（Hans d’Orville）受邀参会致欢迎词。研讨会邀请了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柏思德（Kjeld Erik Brodsgaard）教授、波士顿大学政治系的傅士卓（Joseph Fewsmith）教授、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Barry J. Naughton教授、爱荷华大学政治学系唐文方教授、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黄佩华（Christine Wong）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赵力涛博士、单伟博士、仝月婷博士、钱继伟博士、光磊教授，还有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许成钢教授以及来自中国大陆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张千帆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静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朱旭峰教授等会同IPP的各专家学者，集中探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公共政策发展的历史和重点问题，国际国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公共政策模式，以及中国未来公共政策发展和变迁可能的方向以及政策建议。本论文集对发言学者的优秀论文进行了汇总，既有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公共政策所做的理论界定与分析，也有实践层面的整理和评估，既对国内公共政策进行了集中谈论，也加入了国际视野的比较，针对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的政策变迁提出了诸多值得深入的问题。
　　郑永年教授在会议的开场演讲中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在过去三十年间既然已经发生了如此急剧的变化，为什么中国的政治体制还能屹立不倒”？通过题为《中国的政治创新试验及其世界意义》的主题演讲，郑永年教授试图回答中国政治体制的本质是什么，它是怎么运作的？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为何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存能力？通过详实的分析，郑永年提出，作为一个“学习型国家”，中国在改革其政治制度方面都相当具有创新性。同时他认为，我们不能不给中国探索自身政治道路的权力，这不仅对中国自身有好处，对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尤其是对发展中世界。在发达西方和发展中世界都出现了民主危机的时代，中国制度经验的意义尤其重要。其经验可能会给其他国家提供有益启示。郑永年还在*后提出，我们不必将中国的经验理解成一种削弱其他地区政治体制的企图。如前文提到的，中国既学习了西方政治体系*好的经验，也学习了它的教训，并将它们与自己的传统相结合。这种学习与适应的主要驱动力在于，中国有着设计一套能让自身适应环境变化的政治实体的需要。这才是中国政治创新的根本目标，中国并不是试图要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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