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词选

本书特色

词至东坡，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浩歌，超乎尘垢之外。 ——清·胡寅 东坡以龙骥不羁之才，树松桧特立之操，故其词清刚隽上，囊括群英。 ——清·邓廷桢 东坡词寓意高远，运笔空灵，措语忠厚，其独至处，美成、白石亦不能到。 ——清·陈廷焯

内容简介

　　苏轼，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散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韩愈并称“韩潮苏海”；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苏轼以坦荡磊落、挥洒自如的艺术风格，高雅脱俗的艺术境界，炉火纯青的艺术语言，开创宋词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苏轼词或豪放，或婉约，或旷达，均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和审美价值。本书精选了苏轼132首词，涵盖了叙事、赠答、咏史、田园、咏物等各类佳作，同时兼顾豪放、婉约等不同风格的作品，加以导读、注释和评析，希望对于读者理解苏轼词有所帮助。

前言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生于仁宗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卒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终年66岁。他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近千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他被后人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和诗词是后人反复研究和欣赏的对象，他因书法被尊为北宋四大书法名家之一。他对儒学经典、诸子百家、前朝历史、中医中药、佛教道教、音乐舞蹈、饮食养生、天文博物、自然物理方面都有深湛的研究，他以容纳整个山川宇宙的阔大胸怀，感动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后人。应中州古籍出版社之约作这本词集的注析，我想借此机会在导读中分两个部分（“苏轼生平简介”和“苏轼的词”）向读者介绍这位文学巨匠，而又以生平简介为主。之所以要在谈论词作之前介绍他的生平，是希望读者对苏轼有尽可能全面的了解。只有对他生活的背景和仕宦履历有所了解，才能准确地把握其作品的真实内涵，走进他的心灵深处。
　　一、苏轼生平简介
　　苏轼的祖父叫苏序，有苏澹、苏涣和苏洵三个儿子。苏澹和苏涣都考中了进士，唯独苏洵“不喜学”，直到27岁时才发愤读书，“六年而大究六经百家之书”。苏洵有三个儿子，老大苏景先早逝，老二苏轼、老三苏辙，皆自少年便聪颖异常。苏轼8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他似乎天生对诗文有很深的感悟，对文字的敏感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当时有从京城到蜀中的人，带来石介写的《庆历圣德诗》给张易简看，苏轼在旁细听，问道：“石介是什么人？”先生斥道：“童子何用知之？”苏轼振振有词地说道：“如果他是神仙，当然不敢闻知；如果是世间人，有什么不可以了解的？”十来岁时，他已能写出很好的文章。据说有一次苏洵读欧阳修的《谢宣诏赴学士院仍谢赐对衣金带及马表》，命苏轼模拟其表写篇文章，苏轼信手写毕，其中有“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之语。苏洵看罢十分高兴，叹道：“此子他日当自用之。”这看似简单的两句话，却用了两个相当深奥的典故。前一句出自《诗经·小雅·都人士》：“匪伊垂之，带则有余。”郑玄笺：“此言士非故垂此带也，带于礼自当有余也。”后一句出自《论语·雍也》：“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何晏集解：“孟之反贤而有勇，军大奔，独在后为殿。人迎，功之。不欲独有其名，曰：‘我非敢在后拒敌，马不能前进。’”神童气象，那时已经初见端倪。
　　苏轼19岁娶了王方之女王弗为妻，20岁时，以诸生身份拜见成都知府张方平，张方平一见，以国士待之。其后苏轼与苏洵、苏辙能噪声于士大夫之间，与张方平的极力鼓呼是分不开的。
　　嘉祐元年（1056），21岁的苏轼和弟弟苏辙取得了乡贡资格后，旋即赴汴京参加嘉祐二年的礼部会试。本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大主考是大名鼎鼎的欧阳修。同考官梅尧臣阅罢苏轼答卷后，深感其文气势雄浑，于是推荐给欧阳修看。欧阳修看罢大为叹赏，本想把此卷置于**，又疑此文可能是弟子曾巩所为，为了避嫌，将此卷置于第二。事后得知写此文者乃苏轼，感叹道：“此我辈人也，吾当避之!”欧阳修为什么对苏轼的文章如此欣赏呢？原来直到仁宗嘉祐之前，文坛上一直弥漫着华而不实、崇尚字雕句琢的浮靡风气，力主文以载道的欧阳修对此深恶痛绝，而苏轼的雄文恰恰符合了欧阳修的文学主张，故而得到欧阳修深深的嘉赏。不过此举也得罪了很多人。有一次欧阳修在回府的路上，竟遭到了被他黜落的举子们的合力围攻。《宋史·欧阳修传》说：“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就在苏轼顺利通过殿试取得乙科及第时，不幸的事发生了，这年四月，母亲程氏因病去世，尚未得官的苏轼只得离开京城回到眉山，去尽三年之孝。直到嘉祐四年（1059）年底除丧，才侍奉着父亲苏洵再次出川，赶回京师。经过长江三峡时，苏轼已经写了不少的诗，他把这些诗编辑成集，取名《南行集》。此时的苏轼进入了诗词创作的高产期，他似乎有着永远发散不完的人生感慨，不得不形诸笔端，必宣泄之而后快。
　　嘉祐五年（1060），苏轼被授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一年后赶上朝廷举行制科考试，不甘下僚的苏轼参加了这次考试，获第三等，于是再授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兼府学教授。苏轼带上妻子王弗赶到凤翔府，公务之余，他继续诗文的创作，在这期间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喜雨亭记》《凌虚台记》等篇章，以及大量的诗歌。这些诗未必都是名篇，但从他创作的激情和数量来看，的确为他以后成为诗文名家奠定了基础。
　　苏轼属于坦荡外向的磊落性格。他在《亡妻王氏墓志铭》中记载了在凤翔府时的一些生活片段：“轼有所为于外，君（王弗）未尝不问知其详。曰：‘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轼者相语也。轼与客言于外，君立屏间听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辄持两端，惟子意之所向，子何用与是人言？’”意思是说苏轼出外公干，妻子王弗每次都要仔细询问他到哪里去，和什么人打交道，还要叮嘱他：“你离家人远，一切都须小心谨慎。”苏轼在客厅里接待客人，王弗都要在屏风后细听，客人走后，她便会对苏轼说：“此人不是个厚道人，说起话来过于油滑，专拣你爱听的说，你何必跟他多费口舌？”在为人处世方面，应该说王弗确实比苏轼聪明。
　　英宗治平二年（1065），三年任满的苏轼离开凤翔回到京师，授判登闻鼓院之职。召试秘阁，又获得了第三等的上佳成绩，改官直史馆。眼看着仕进之门向他层层打开时，不幸的事又接连发生：这年五月，夫人王弗病逝；治平三年四月，父亲苏洵病故。苏轼不得不护送着父亲和妻子的灵柩再次回到眉山。这期间，苏轼续娶了王弗的堂妹王闰之。神宗熙宁二年（1069）回京后，朝廷委任他为主管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算是很像样的朝官了。此时正当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之际，王安石打算变更科举旧制，神宗拿不定主意，召集两制三馆官员集体讨论。不知轻重的苏轼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质疑，自然成了“阻碍改革的保守派”，被下放到开封府担任推官。正赶上神宗为孝敬太皇太后曹氏和皇太后高氏，下旨在开封府购买浙灯四千余盏，合同签订后，朝廷又压低收购价。苏轼认为此举很不妥当，于是上了一道《谏买浙灯状》。这下捅了马蜂窝，立刻招来不少官员的弹劾。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自请出京，担任了杭州通判。这是他仕途上**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用现在的话说，他是“带着情绪”离开汴京的。这种情绪一直没有消减，延续到熙宁七年（1074）任密州知州、熙宁十年（1077）调任徐州知州、元丰二年（1079）调任湖州知州这些年中。当然，一心想为百姓做些好事的苏轼，还是在任期中恪尽职守，尽到了父母官应尽的职责。
　　然而他对新法的不合作态度，一直令很多朝官耿耿于怀。元丰二年（1079）在湖州任上，他突然因“写反诗”遭到逮捕，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当时变法派的李定、舒亶及骑墙派大臣王珪都想将他置于死地，幸赖太皇太后曹氏和大臣吴充、同年进士章惇等人解救，也包括神宗的省悟，他*终没有被施以极刑，只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于元丰三年（1080）二月，来到了长江边上这座小城“监督改造”。这是他仕途上第二次遭受打击，而且是相当沉重的打击，以致他到了黄州后对仕途几乎完全绝望，于是修建东坡雪堂，躬耕堂下，打算终老于此了。这一时期，他深深感到了仕途的险恶，起初连诗文都很少再写，直到元丰四年、元丰五年时，缓过些神来的他才渐渐恢复了旧有的创作激情，记录下那段不凡岁月的点点滴滴。
　　这一待就是四年多，直到元丰七年（1084）四月，才得到量移汝州仍任团练副使的任命。这段日子里，苏轼在黄州知州陈轼、继任知州徐大受、通判孟亨之的遮护下，在黄州人潘大临等人的关照下，在夫人王闰之、爱妾朝云的亲情呵护下，熬过了艰难的岁月，同时增加了很多人生的阅历，看穿了很多人情世态。一年后，他对仕途彻底死了心，向朝廷申请归老于常州宜兴，很快得到了恩准。谁知命运总是捉摸不定，元丰八年（1085）初神宗驾崩，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立刻起用老臣司马光、吕公著主政。一时间局势大变，苏轼也迎来了仕途上的第二春，很快被起用为登州知州，到任几天便受召回朝，被命为中书舍人，年内再擢为翰林学士。对于一个文士来说，这几乎达到了人生的顶峰。从元祐元年（1086）到元祐四年（1089），苏轼既出尽风头，又饱尝了宦海倾轧。可悲的是，此时倾轧他的并不全是变法派人物，不少人恰恰是司马光大旗下的旧党官员。这些官员没能团结一致，却自我分裂成三个派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蜀党、洛党和朔党。变法派官员以及旧党三派官员都在争取对朝政的控制权，不惜互相攻击，处在*弱势的蜀党受到了十分猛烈的攻讦，而苏轼又是蜀党的标杆人物，这就注定了他必须再次离开朝廷。为了达到把苏轼踢出朝廷的目的，侍御史王觌上奏：“苏轼去冬学士院试馆职策题，自谓借汉以喻今也。其借而喻今者，乃是王莽、曹操等篡国之难易，缙绅见之，莫不惊骇。”监察御史赵挺之也为此屡上弹劾之文。监察御史王彭年上书言苏轼担任侍读时“密藏意旨，以进奸说”。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苏轼自知难以立身于朝，只得力请辞官，元祐四年（1089），得到了杭州知州的任命。此时他虽然心力交瘁，还是没忘记为杭州百姓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比如清理葑草、疏浚河道，使杭州变得更加美丽。
　　苏轼在杭州干足三年，元祐七年（1092）二月，改知扬州。当年九月，又鬼使神差地被召回朝，当了更大的官——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如果没有政治上的风云突变，苏轼或许能在这个位置上待几年，可惜天有不测风云，垂帘听政八年多的太皇太后高氏于元祐八年（1093）九月因病辞世。哲宗亲政后，立刻调转风向，起用变法派的老臣章惇主政。隐忍了多年的章惇可不管什么蜀党、朔党还是洛党，只要是出于司马光旗下的官员，一律赶尽杀绝。于是乎旧党官员接连被贬出朝廷，苏轼也被贬到中山府去当知府。然而这仅仅是个开端，绍圣元年（1094），厄运再次光顾了他，被贬为岭南的英州知州。走到半路，追贬惠州安置的诏命又来了。仅仅一年多，苏轼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巨变，由翰林承旨的高官骤然成了贬谪岭南的罪犯。从绍圣元年始，苏轼过起了比黄州团练副使更艰难的日子。此前的元祐八年（1093）八月，他的夫人王闰之卒于汴京，所以此时遭贬南迁，身边只带了幼子苏过和爱妾朝云。不过这次遭贬，他的情绪并没有初贬黄州时那么糟糕，大概是“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的缘故吧。遗憾的是，一年多后，朝云死在惠州，苏轼身边连一个女人都没有了。好不容易熬到绍圣四年（1097），一场更大的灾难再次降临，他被追贬到了海南的儋州。在古代，那是一个内地官员视为有去无回的死亡之地。然而由于他越来越达观的人生态度，竟奇迹般地熬到了哲宗去世、徽宗即位的元符三年（1100）。大赦使他从儋州重新回到内地，而且如愿以偿地回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常州故宅。不过这位历尽万难的老人，终因内热过度无法排解，到达常州宜兴一个多月便与世长辞了。
　　二、苏轼的词
　　词这种文学形式在*初兴起时，仅仅是民间的俚语小调，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配乐演唱小曲，后因其形式活泼，内容也大多是歌咏生活中的种种情感，慢慢引起了文人们的关注。大约在中晚唐以后，才陆续出现了出自文人之手的词。五代时期，词的衍续主要集中在南唐和后蜀，这是因为在那段动荡不安的年代里，这两个偏国相对安定，又都比较富庶，贵族阶层的享乐欲望十分强烈，于是大量以词为载体的绮丽之作开始出现，成就*大的，当属南唐中宗李和后主李煜。宋朝建国后，词在中原地区并没有马上出现繁荣的局面，这一点从唐圭璋辑录的《全宋词》即可证明。到宋仁宗庆历以前，只有潘阆写过几首《酒泉子》，范仲淹写过几首杂词，接下来便是柳永了。柳永是个风流公子，一生中很多时间在花街柳巷里度过，他的词大多数属于艳情词。当时号称“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这个时期，宋朝进入到完全安定的状态，再加上宋朝抑武重文的基本国策，使得文人士大夫不但政治地位很高，生活也很安逸和考究，于是一些身在高层的文人开始醉心于词的创作和鉴赏，逐渐形成了以晏殊为领军人物的创作群体。这些人的词作，都还沿袭着南唐、后蜀绮靡香艳的风格，只不过比起柳永的词更加典雅而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既定的风格几乎没有多少改变。
　　苏轼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词的创作范围和空间。在他看来，词不能仅仅作为咏妓女、咏美人、咏风花雪月的专属工具，而应该向“言志”的诗靠拢，承载人们各种各样的情感元素。他用自己的实践证明，这是完全可以做到并且可以做得很好的事，于是他笔下的豪放词汩汩而出，大大丰富了词作的内容和题材。后来有人把苏轼的词作理念称为“以诗为词”，更多的人则是把他的创作归结为“开创豪放一派”，总之这种“苏轼现象”，客观上使宋词的创作走向了更加宽广、更加丰富多样的繁荣时代。从这一点上说，对宋词发展贡献*大的有两个人：一是柳永，把旖旎香艳写到了极致；二是苏轼，把壮志豪情写到了极致。虽然从宋到清不少人批评苏轼“不晓音律”，属于外宗，其实这丝毫不影响他在词史上不可撼动的崇高地位。
　　客观地说，苏轼的“以诗为词”和“开创豪放一派”或许*初并不是出于理性的思考，而是历史给了华夏民族一个豪放不羁的苏轼——他的性格注定了只要他肯涉足于词的创作，就绝不会墨守成规，不会蹈袭前人的老路。因为这个人一生中所有的行为，都是在突破前人、突破自我中蹒跚而行，只不过有些事他想突破而突不破，于是就成了失败者。比如他想在治国理念上有所突破，不被历史允许；他想在佛学理论上有所突破，可惜*终不得不承认“着力即差”；他甚至想在酿酒工艺上有所突破，结果酿出了比醋还酸的酸汤。而他想在书法绘画理论上有所突破，于是成为了书法大家和绘画理论的成功者；他想在烹饪上有所突破，于是有了流传千载的“东坡肉”，有了“软蒸饭，烂煮肉；温羹汤，厚毡褥；少饮酒，惺惺宿；缓缓行，双拳曲；虚其心，实其腹；丧其耳，立其目；久久行，金丹熟”的成功养生秘诀。苏轼是个勤于思考、勇于实践的人，这完全是由于他特定的性格所致，绝不是靠拜师学艺能够达到的境界。我一直认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人物，都是天生其才：孔子是自学成才的典范，而他几千个弟子，哪个超越他了？蒲松龄连个进士都考不上，却写出了名垂千古的《聊斋志异》。任何时代的所谓“出身”，只不过是统治者制定的游戏规则，与真正意义上的人才完全不是一码事。在词的创作上，苏轼绝非正统的“学院派”，南宋的辛弃疾更不是正统的“学院派”，可到了今天，“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老夫聊发少年狂”“壮士旌旗拥万夫”“生子当如孙仲谋”等词句，几乎是妇孺皆知。我认为文学创作的开拓与创新，很多情况下是由于特定作者的特定性格决定的，而不是庸俗教育所能奏效的。
　　苏轼并非属于完全彻底地“离经叛道”，他同时也写过很多柔丽美艳的词，所以“开创豪放一派”或许*初并不是出于理性的思考，他只是认为词不应该仅仅限于一种格套、不准越雷池一步而已。苏轼的婉约词写得并不比其他名家差，这是因为他的性格中既有大江东去的万丈豪情，又有怜香惜玉的柔情万种，是个感情*丰富*完整、行事*磊落*坦诚的真男人。他心里没有肮脏和阴暗，对别人没有任何防范和猜忌，他喜欢朋友，以至于不辨真假，屡屡遭受“朋友”的暗箭；他喜欢女人，但只喜欢心性聪慧能懂他的女人，而不是那些射干狐狸。他的婉约词，大多是为友情、爱情所作，所以同样受到后人的喜爱。如歌咏爱妾朝云的《浣溪沙·端午》“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佳人相见一千年”，既写出朝云的妩媚，更写出要爱她千年的真情实感，用现在的话说，这是“*美的爱情”，而绝不是对女性的轻薄。
　　苏轼的词不拘一格，还体现在他常常把田园风貌写进词中，这多少受到了陶渊明田园诗的影响。如《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是*典型的“田园词”：“簌簌衣巾落枣花，村里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这类词反映的是苏轼热爱自然、努力把自己融入自然的向往和追求，也是襟怀坦荡的君子们共同的生命追索。
　　本书共选了苏轼词132首，大体涵盖了叙事、赠答、咏史、田园、咏物等各个类别的佳作，同时照顾到豪放、婉约等不同风格的作品。我想，读罢这些荡涤心灵的优美文字，我们或许会对这位千年等一回的文学巨人有更深刻更完整的认知。
　　李之亮
　　2014年1月于北京昌平

节选

作者简介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子。嘉佑进士。神宗时曾任祠部员外郎，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职，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后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贬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等，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北还后第二年病死常州。南宋时追谥文忠。与父洵弟辙，合称“三苏”。在政治上属于旧党，但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能画竹，学文同，也喜作枯木怪石。论画主张“神似”，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造诣。诗文有《东坡七集》等。存世书迹有《答谢民师论文帖》、《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帖》等。画迹有《枯木怪石图》、《竹石图》等。
　　《苏轼词选》精选苏轼词作精品，并辅以注释。是不可多得的苏轼词作精选。

　　李之亮，男，1950年生，河北黄骅人。1978年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1984年肄业于东北师大古籍整理研究讲习班。历任郑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江苏盐城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文学院教授。致力于宋代文献整理与研究三十余年，是宋代文学、史学、文化史方面的学者。迄今为止共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出版著作60余部、合计110余册。史学方面的代表作有《宋代郡守通考》（10册）、《宋代路分长官通考》（3册）、《宋代京朝官通考》（5册）；文学方面的代表作有《张舜民诗集校笺》、《王荆公文集笺注》（3册）、《欧阳修文集编年笺注》（8册）、《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6册）、《苏轼文集编年笺注》（12册）；文献整理方面的代表作有《续博物志》、《海录碎事》（2册）、《宋史全文》（3册）、《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4册）；文史普及方面的代表作有《宋词三百首》、《辛弃疾词选》、《柳永词选》、《教科书里没有的宋史》、《一本书读懂宋朝》等。此外还创作了多卷本长篇小说《赵宋王朝》，目前已经出版的有前六部《火德宏基》、《烽戎底定》、《仁宗皇帝》、《宋神宗》、《少年天子宋哲宗》和《徽钦二帝》共10册，预计全书十部16册将在2017年全部完成。上述著作中，《宋代郡守通考》曾获2002年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