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　　起初，关东军司令村冈派参谋竹下义晴潜赴北京，组织刺客刺杀张作霖。河本大作得知后，认为是多此一举。他对竹下说：“万一失败了怎么办？华北方面有没有干这种事的人，实在心存疑虑。万一的时候，不要让军方或国家负任何责任，而由一个人去负一切责任，否则虎视眈眈的列国，一定会乘这个求之不得的机会来胡搞。所以由我来干好了。因此你到华北后，直往北京，仔细侦察张作霖的行动，确知他何月何日坐火车逃到关外，随时告诉我。”于是，本想在北京刺杀张作霖的竹下义晴成了河本大作的秘密侦探。　　河本*终选择了炸毁列车的方法来谋杀张作霖。关于爆炸的地点，先是决定在新民府东方巨流河铁桥附近安装爆破装置，但是当着手准备时，却发现该处“奉天军的警备严得不得了。而且，*低限度，得在那里等上一个星期左右。在这样警备森严的状况下，这是办不到的”。“所以，必须另外选择日军活动比较自由的地点。”经过多方考察、研究后，河本大作认为满铁线和京奉线的交叉地点沈阳车站西北的皇姑屯*为安全，因为在那里“满铁线走其上面，京奉线通过它的下面，日本人在那里稍微走动也不怎么奇怪”。　　为了避免事发后暴露真相，煞费苦心的河本大作“叮嘱名叫安达隆成的大陆浪人去找中国人，安达知道流氓刘戴明以前曾被张作霖免去部队长的职位而怀恨在心，因此以2万元为报酬，要他去找三个游民（都是吗啡惯犯）。刘戴明各先给50元，并指示他们说：‘6月3日，在日本人经营的澡堂换好衣服后，深夜到满铁线陆桥附近的日军步哨去听候命令。”’其中一个人发现情况不妙，找机会逃跑了，而真相也就因此在事后曝光。另外两个人则带着日本人交给他们的三封信（均是伪制。内容都是南方某人给东北某人的，暗示他们在东北尽快起事，如其中一封的内容为：“叙玉兄：目前汉口方面已成交，正在装运。各方面当于6月10日前抵京，东三省方面希速购进，盼告知。愚弟4月20日”），在沈阳由河本用汽车把他们送到肇事地。到了预定的地点后，关东军独立守备第四中队长东宫铁男大尉为了伪装现场，令他俩抱着早已准备好的炸弹，然后下令刺死这两个人，并把尸体遗弃在肇事地，企图以之混淆视听，迷惑公众，为关东军开脱罪责。竹下义晴到北京后不久就探知张作霖已决定逃往关外的消息，并得到张回奉天所乘火车的预定行程的密报。河本大作接到报告后，立即与北京、天津、山海关、锦州、新民府等京奉线要地的谍报人员取得联系，令他们严格监视张作霖返回东三省专车通过的地点，并随时向他通报准确的时间。　　1928年6月2日，河本终于得到确切消息：张作霖将于3日凌晨乘专车从北京出发。当晚，河本亲率驻朝鲜日军第二十大队的藤井贞寿工兵中尉在南满、京奉交叉点满铁旱桥桥墩上部放置30麻袋炸药，将导火线引到桥南约500米处的望棚内.安装好电流引爆装置，并埋伏了一个排的冲锋队。至晚10时，一切都安排妥当，专候张作霖的列车到来。　　1928年6月2日，张作霖发表了“出关通电”，声明休兵息争，率部退出京师。　　3日晨1时15分，张作霖在清冷的月光中，偕同政府要员并侍从武官及其家人踏上了北归的旅途。20节的长龙列车把张作霖乘坐的原前清慈禧太后的花车夹在了中间，试图以此来驱散夜的沉闷和惜惜的别离。然而，命运的安排早有了定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