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文革:1966-1976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2册)

　　上册：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很突然的，人们当时不理解，事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集中了全党智慧，对“文革”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论断。经过7年多时间的考验，证明它仍然是我们研究“文革”的重要指导性文件。　　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开阔了人们的眼界。随着思想解放、观念更新的进展，随着对“文革”研究的深入，探索“文革”的起因，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这绝不是出于发微探幽的好奇心，而是力求从“文革”这场浩劫中，取得多方面的、更大的历史补偿。　　近年来，从事“文革”起因的研究，已经不局限于党史、革命史工作者。许多政治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文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对当今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借鉴，也帮助党史、革命史工作者拓宽了视野。　　但是，由于众说并列，头绪繁多，使人目不暇接。似乎“文革”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一切弊端，都同“文革”的发生直接关连。然而，当人们把目光投向别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发现中国社会所存在的一些主要弊端，在别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尽管表现形态和严重程度有所不同。而那些国家虽然也出过一些乱子，却没有发生过“文革”。　　能不能把那些乱子叫做“小文革”或是“‘文革’的派生形态”呢？显然不能。中国“文革”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它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执政党的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由党的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并号召全民参加；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性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形式是发动亿万群众自下而上地打倒“走资派”、全面夺权。不难看出，这样的“文革”，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独一无二的，是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　　历史学的科学性，就在于凭借翔实的史料，对具体历史过程进行研究，揭示出本质的、带规律性的认识。既然“文革”是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探索“文革”的起因，就应该主要对当时和之前的历史过程进行具体分析，从中找出主导因素和因果联系。把“文革”前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作为实例，加以推演，同“文革”挂上钩，虽然也能说出一些道理，也能给人以启发和教育，但那不是历史学的任务，也不是党史学的任务。　　中国发生“文革”的特殊历史条件，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恶性循环；第二，集权体制和个人崇拜的恶性循环；第三，毛泽东晚年的政治思考。这三方面的因素是互相联系的，而毛泽东晚年的政治思考，起着贯串的作用。由于“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对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这个复杂而困难的问题就不能绕开，需要进行探索。否则，“文革”的起因是弄不清楚的。本文也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