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的比较视野

　　《文学研究的比较视野》：　　反思“现代性”批评话语，自然也离不开对中国“反现代性”思潮的历史考察和学理阐发。在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生长与发育过程中，一直有一脉“反现代性”的保守主义思想潮流在暗处涌动着，这其中包括20世纪之初的国粹派、学衡派，以及20世纪末的“后学”论者。那么，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反现代性”的保守主义思潮在现代文化建设中的意义和价值呢？李怡指出，“对于西方世界的种种思潮而言，无论它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也无论它是激进主义、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贯穿于其中的一个重要趋向就是对于自身文化的质疑和批判”（第89页），而“中国林林总总的保守主义基本上都保持了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由衷的依恋”（第91页）。由是观之，对文化传统缺乏批判性立场的中国保守主义在参与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化建设方面，其作用和力量都要大打折扣。但保守主义不是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因为在现今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各种观念的共存、交织、碰撞与互补是很正常的思想格局，激进、自由与保守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才是较合理的现代文化结构模式。所以，我们对保守主义应该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容忍，并尽量保持一种理解之同情，这恐怕才不失为一种妥帖的“现代性”批评姿态。余英时说过：“文化不仅是'除旧开新'，而且也是'推陈出新'或'温故知新'。创新和保守是不容偏废的。”不过，我们在承认保守主义存在合法性的同时，也有必要认真检审它的价值立场，以此来正确评判它对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所具有的真实意义，因为“推陈出新”也好，“温故知新”也好，都需要有对“陈”和“故”的批判性继承、合理性扬弃，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出新”或者“知新”。从这个角度来说，学衡派的局限在于他们“昌明国粹”的文化理想中，有着太多对于古典文化的非理性眷顾；而吴宓的悲剧则在于“以中国式的道德背景和道统观念来认同与读解着白璧德”，从而导致“其理想追求与中国现实的脱节”。中国的“反现代性”保守主义思潮，一直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追求“现代性”的文化进程中一股反方向的力量存在着的。因此，对中国“反现代性”保守主义思潮的重估，也是反思“现代性”批评话语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反思“现代性”批评话语，不过是深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但还不是*终的学术目标。我们更重要的学术目标在于以反思为契机，重构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式，以期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更加成熟和完善，更加具有活力和锐气，更加贴近中国现代文学的本体，对中国现代文学事实与现象的阐发也显得更加确切和恰当。在这里，首要的任务自然是重构“现代性”的批评话语。那么，如何重构呢？李怡认为，仅靠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或者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还远不能解决当下的“现代性”批评话语与中国现代文学事实之间彼此隔膜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佳途径是“返回”：一方面返回到现代作家的精神世界中去，努力进入更多的中国现代作家的“体验空间”，去认识和理解他们各种各样的实际的人生感受；另一方面也返回到我们自己原初的生命感受和文学感受中，调动研究者自身的真切人生体验，去悉心读解中国现代文学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