罔两编

《罔两编》：
　　洛丽塔 原作：［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一九五五年出版） 导演：［英］阿德里安·莱恩（一九九七年上演） 我感兴趣的问题是，如果一位导演试图传达小说家的意趣，他对此是怎样理解的；如果他试图借助电影手段将这种理解表现出来，电影本身是否具有相应的能力。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将电影是否忠实于原作作为判断其高下的标准。《洛丽塔》前后两次搬上银幕，**次出自斯坦利·库布里克之手，纳博科夫亦曾参与改编，然而他说：“这部电影就其本身而言是一流的，但电影和我的剧本并不同。”（《独抒己见》）从某种程度上讲，库布里克乃是故意如此。而这一次莱恩显然想让已故作者在冥冥之中说出“那是我写的东西”。于是开头一番话也就可以派上用场。　 按照小说卷首“约翰·雷博士所撰引言”的说法，《洛丽塔》是杀人犯亨伯特·亨伯特在狱中写的忏悔录。库布里克与莱恩都沿袭了这一倒叙方式，不过前者把小说结尾的谋杀事件移至开头；后者则保留了原作的次序，一上来亨伯特已经杀过人了。区别更大的是亨伯特回忆的起点，莱恩有如小说那样，先交代亨伯特十四岁时与安娜贝尔的一场恋爱；库布里克则省略了这一部分，直接从他进入海兹太太的家讲起。
　　明白库布里克改变了什么，也就明白莱恩要坚持什么。在库布里克的电影中，亨伯特作为叙述者的意义已经被大为削弱。主要视角移至主人公之外，变成客观的了；他仿佛处在上帝的俯视之下。对亨伯特来说，安娜贝尔是洛丽塔的“前身”；“二十四年之后，我终于把她的一切幻化到了另一个女孩的身上。”然而只是他自己觉得如此；换个视角，此等借口也就可以忽略不计。库布里克这样处理，说来并非完全出乎杜撰。在纳博科夫笔下，原本就有相互糅杂的两种态度：亨伯特既是倾诉者，又是调侃者－－他时时冷眼观望、讥讽挖苦沉溺其中不能自拔的自己。这副眼光就类似于上帝的眼光。库布里克不过是舍此取彼罢了。
　　电影史上称这部片子为“黑色喜剧”。在上帝的俯视下，亨伯特所有作为，他与洛丽塔、海兹太太和奎尔梯之间的纠葛，正是一出“黑色喜剧”。把谋杀事件安排在影片开头，也是为了突出这一效果；奎尔梯怪诞不羁，似疯非疯，消解了亨伯特“庄严”的复仇之举。纳博科夫也说：“杀奎尔梯的一幕是杰作。”无论如何，库布里克能够自圆其说。　 问题在于库布里克能够改变的东西，莱恩是否真的能够坚持。如前所述，库布里克仅仅沿袭了倒叙方式；而在莱恩的电影中，亨伯特始终保持着叙述者的身份。影片中不时出现他的旁白和主观镜头，以使这种叙述尽可能多地带有主观色彩；然而作为叙述者的亨伯特，对此所要求的可能比电影所能提供的更多。
　　纳博科夫笔下的亨伯特，与通常所见**人称主体大不相同。作家自己曾借“约翰·雷博士”之口说：“单纯作为一部小说来看，如果《洛丽塔》的表述已被陈冗烦琐的推逶遁词弄得苍白无力的话，它所涉及的情境与情感仍会使读者感到令人激愤的含混。”巴尔加斯·略萨在《洛丽塔已过三十岁》一文中讲得就更透彻：“亨伯特·亨伯特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时而缓慢时而中断，时而嘲讽时而模棱两可，这是一个完全掌握了每时每刻都在挑起读者好奇心的技巧的叙述者。他的故事是违反常理的，但是既不色情也不淫荡。书中丝毫没有对性行为描写－－色情文学必不可少的条件－－的刻意追求；也没有借助为主人公－－叙述者的放纵辩护而宣扬的享乐主义观点。亨伯特·亨伯特既不放荡也不好色，他仅仅是着了魔而已。当然，他的故事是违反常理的，因为他就是这样感觉并且说出来的，他一再强调自己身上的‘痴呆’和‘魔怔’－－这是他的原话。”“约翰·雷博士”和巴尔加斯·略萨都注意到亨伯特独特的叙述技巧；对此库布里克可以置之不理，莱恩也无妨改用更接近于事实的叙述方式－－在小说转化为电影的过程中，此乃理所当然之举。然而巴尔加斯·略萨所说后半部分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即亨伯特并不完全是故意扰乱我们的逻辑，他还有着属于他自己的逻辑，《洛丽塔》同时也是这一逻辑的产物。一言以蔽之，亨伯特“当局者迷”，他又把读者引入一个迷局。忽略了这一方面，亨伯特就不是亨伯特，《洛丽塔》也不是《洛丽塔》了。　 如果可以把“真实”区分为“事实意义上的”和“心理意义上的”两种的话，亨伯特的叙述于前者每每语焉不详，于后者却喋喋不休－－当他追怀往昔时，讲了太多仅仅出诸想象，其实根本不曾发生的事情。如果单看《洛丽塔》的情节进展，亨伯特多半是在原地打转。也可以说，在叙述者亨伯特之上，还有一个创造者亨伯特。当他说：“我爬行过的那片温柔如梦的疆域乃是诗人的遗产－－而非罪恶徘徊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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