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卷-励耘学刊-2016年第1辑-总第二十三辑

　　《励耘学刊：文学卷（2016年第1辑 总第二十三辑）》：　　这就是著名的“三不朽”理论。　　徐复观先生将“三不朽”与宗教意义上的“不朽”进行比对后认为：“晋范宣子以其家世之世禄相承为不朽，此已异于宗教之永生。而鲁叔孙豹则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是直以人文成就于人类历史中的价值，代替宗教中永生之要求，因此而加强了人的历史的意识：以历史的世界，代替了彼岸的世界。宗教系在彼岸中扩展人之生命；而中国的传统，则系在历史中扩展人之生命。宗教决定是非赏罚于天上；而中国的传统，是决定是非赏罚于历史。”①可见，“三不朽”理论是立足人类历史、摒弃虚幻性“永生”的现实主义价值观，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积极作为的人生态度，是渗透着中国文化特色的一种生命方向。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对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分别给出界定：“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②从三者各自的实现难度与影响深远度的层面评价，“三不朽”存在着从较高级至较低级的客观渐递，所对应的实现者也分别为“上圣之人…‘大贤之人…又次大贤者”。③过常宝先生根据同一时期“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④的三等铭礼，认为“三不朽实际可表述为：天子立德，诸侯立功，大夫立言”，反映的是天子、诸侯、大夫三种阶层在个人*高价值方面的不同追求。⑤总之，“三不朽”中较易实现的立言，在事实上对于广泛的一般士大夫群体更具切实意义，正如王充《论衡·书解》所云：“古作书者，多立功不用也。”⑥　　顾易生、蒋凡二先生认为：“‘立言’之‘言’主要是指表现于言辞的德教、政治而言，当包括著书立说、赋诗作诵。”⑦从春秋至汉代，立言的含义与侧重点，实际上也悄悄发生着一些变化。　　“春秋时代只有那些富有教化意义，对时人以及后世子孙为政修德等各方面有普遍的指导价值的言论，才能长久流传，才能算是‘立言’。”①立言不仅是简单的“辞顺”，还要在士大夫掌握语言技巧、熟识经典文献并恰当运用于特定场合的基础上，有意识地“使个体的‘言’加入到‘经典’的队伍中去，获得与‘经典’同等的价值，为社会立法”②。以叔孙豹用以举例的臧文仲来看，《左传·文公十八年》载：“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礼，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