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文艺青年-清馨民国风

　　《清馨民国风：致文艺青年》：　　追求艺术的苦闷刘大杰我投考高师的时候，**志愿是英语系，第二志愿是数学系，结果是进了中国文学系的。这原因也很怪，记得是考试完了以后的一两天，那位中国文学系的主任黄先生叫了我去，说我的国文成绩比英文、数学都好，何必不学中国文学呢？我当时只担心不能进那个不收学膳费的学堂，只要有机会进去，学什么也是可以的。于是便听了主任先生的话，进了中国文学系了。　　入了高师，我仍是抱着学英语的志愿的。我当时除了几门中国文学的必修科以外，其余的钟点，几乎全是选的英语。教英文的先生一共有三位，两位是男，一位是女。男先生教《双城记》同文法，那位女先生姓王，教我们的短篇小说。王女士是一个新从美国回来的基督徒，对于学生们极其严格。在自修室里叫我们预备生字，上了课堂叫我们背。背不出来，她就当堂教训你一顿，弄得你面红耳赤，不好收场，有些女学生因此都不敢选她的课。　　我得诚恳地感谢这位女先生，因为她，使我在英文上得了一点小小的根底，使我*幼稚地认识了外国的近代文学，使我对文学发生了兴趣。她当时用的课本，记得是从日本丸善书店买来的，四块钱一本，好像是《英美小说集》。那里面有司提芬生、哈提、霍桑、亚伦坡、澳亨利等人的作品。当时*合我的脾胃的，是哈提的多情多感的短篇小说。读的时候，在生字同文法上虽说都很费力，但我并不怕苦，仍是一页一页地读下去。因为国文系的功课比较轻松，听听讲，或是看看同学的笔记，考试起来也可以及格的，所以我当时很可以在英文上用点功夫。　　当时和我同级的同学们，受了几位老先生的熏陶，正在埋头地研究文学、汉赋、《文心雕龙》、唐诗宋词等类的东西。我除了必修的功课以外，余下来的时间，欢喜读胡适之、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这几位先生的论文、创作和翻译。在那种环境里，显然我是一个新派。因为这一件事，主任先生很不满意我，曾叫我去教训过一顿的。　　记得是进高师的第三年第二学期，郁达夫先生到学校里来教文学了。我那时正从家里逃婚出来，手中一文钱也没有，痛苦地寄居在学校里一间小房里，心里充满着说不出的压迫的情绪，好像非写出来不可似的。于是便把逃婚的事体作为骨干，写了一篇万把字长的似是而非的小说，那篇名是《桃林寺》。我送给达夫先生看，他说“还好的”，他立即拿起来写了一封介绍信，寄到《晨报》副刊了。十天以后，小说果然连续地登了出来，编辑先生寄来十二块钱，外附一页信，很客气地叫我以后常替《晨报》副刊写文章。　　这对于我的精神，是一个多么重大的震撼呀！一个家无父母的赤贫的十九岁的青年，手中从没有过十块钱，这一次自己写的文章发表了，还寄来这多的钱，在精神上在物质上，感到了极大的兴奋与补助。我当时握着那封信，那张十二块钱的汇票，跑出跑进，真是流着欢喜之泪了。这种事体，对于一个未曾发表过文章的青年的鼓励是极大的。我于是又接连地写了几篇，这些东西，现在看来，真是浅薄得幼稚得可怜，就是自己，看了也要面红耳赤的，在当时，竟然承一个书局的好意，印成单行本了。到现在，销到了三万多本。可是，一有人提到这本书，我就流出羞愧之汗来，恨不得立刻把那本书的版子毁了它。然而，不可能，因为那本书在八年前，就以一百块钱卖给书店的主人了。　　民国十四年的秋天，我带着渺茫的前途，带着青年的热情与冒险性，到了陌生的上海。同达夫先生同住在法租界吉祥路的一家小旅馆里。那旅馆真小得可怜，又没有光线，白天也是要开电灯的。一间小房里，开了两铺床，再也容不下身子。因此就常到郭沫若先生的家里去玩。郭先生极力鼓励我到日本去。他当时教了我几句简单的日语，告诉了我的路线，我从朋友那里弄了一百二十几块钱，便毫无目的毫无把握地跑到日本去了。　　初到日本的时候，生活的穷苦是不待言的。三铺席的房子，一个月两块钱的房金，不知道留日的同学住过没有？白天里把桌椅搬进来，把被褥塞进壁橱里去，到了晚上，把桌椅送到门外去，拖出被来铺开睡觉。这样的生活，就整整地过了一年半。在那种环境里，除了读书以外，是没有什么事可以做的。就在这一年半里，我学了一点日文、英文，看书也方便得多了。　　我在日本住了六年，好处是使我得了一点系统的世界的文学知识，使我深一层地认识了托尔斯泰、杜斯退益夫斯基、易卜生、佛洛贝尔、左拉、萧伯纳、惠德曼这些大文豪的思想、人格和作品。愈是读他们的作品，愈是爱他们，也愈是爱文学，想把自己的生命献给文学的决心，也就一天天地坚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