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事儿-南阳作家自选集

　　《旧事儿/南阳作家自选集》：　　追忆1978年 我的生命前期似乎与“8”有不解之缘。1948年 我3岁，随母亲渡过黄河，从此由山西人变成河南人 。1958年母亲调到南阳，我又随母亲变成纯粹的南阳 人。1968年我从军，由一个满身学生味的知识青年变 成了青年军人。1978年呢？ 1978年是我人生重要的转捩点。比前头几个“8 ”的那种生活小转折不知重要多少倍。这一年，我从 部队转业回南阳。　　对我作出“随第二批转业”返回家乡的决定，父 母亲都是不太赞同的。他们的理由是“你在部队干得 好好的，领导也很器重你，你回来干吗？”他们作如 是观，但我也有我很实际的想法。1978年我已33岁。　　这个年纪现在有人已经干到正团级甚至副师级了，就 是当时，野战军里干到正营甚至副团的也有的是了， 而我还只是个连里的副指导员。　　部队封闭在大山里，是个独立团的架子，团长、 政委虽然对我好，但他们本身也就这么大的“力度” ，干下去还能怎样？再看部队图书馆的书我已大致读 尽，要想学点新东西，也是难以为继———于是，我 在政委跟前软磨硬泡，终于跟上第二批，转业了。　　这时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我 已经在部队嗅出浓烈的“标准讨论”气息，从山沟里 走出来，更觉得铺天盖地的都是新的信息。改革开放 的呼声越来越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浪潮也越来越高 。多年后回思这段历史，我有一种“从山里到城里” 的感觉，思想得到了全新的武装。因为有了较大的阅 读范围，原有的历史知识也迅速膨胀起来。这就萌生 了创作的冲动。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基本原理，叫“量 变到质变”。我在部队十年读书十年积累，是量变； 一旦环境改变，气候适宜，我要由一个军人向文人转 型了，我要把自己阅世读史及观情的体味变成文字告 诉读者了。　　其实，写作与读书是既相关又有分割的两件事。　　读书是你个人的事，朗诵、轻读、默念、浏览、掩卷 而思等都是你自己的事，与别人无关。写作是传播理 念、思想，沟通心灵信息的，有高低、粗细、文野、 深浅种种分别，与读书水准密不可分。但写作是“告 诉”，是“社会的事”。因此，首先要解决的是创作 理念的问题。写什么都是可以的，但写什么都是履行 社会责任和你的人格责任，都要拥有堂堂正正的社会 责任心。　　比如我要写康熙大帝，我的责任编辑就告诉我， “一定要把康熙的阴险毒辣和虚伪残忍写足”。这就 是阶级斗争的理念，康熙是皇帝，是“封建地主阶级 的总代表”，他不阴险谁阴险？他不虚伪谁虚伪？但 我认为康熙是伟大的，大帝大帝，你就必须把他的“ 大”写足。　　这一理念的确立，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前是不可 能的。康熙是封建君主，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剥削贫 苦农民，维护地主特权……他都是有的，你歌颂他， 你是什么阶级立场？ 但是，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我有胆量作另一维 思考：康熙，三次亲征准噶尔，六次南巡，停止修长 城，采取民族敦睦政策，测绘全国土地，绘制《皇舆 全览图》，敉平吴三桂等“三藩之乱”，解决台湾问 题，这都是他的民族大义大节，史籍皆斑斑可考，当 然是应该歌颂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按这个标准，我当然可以肯定他，把他作为正面人物 来塑造。这种思维，把时间推移到1978年前，整个社 会都会说你是“反动的”。　　我在领悟1978年，制定出了自己对历史人物评价 的原则，只要是在中国历史上，对国家的统一、民族 的团结作出贡献的，只要是为发展当时生产力、改善 当时人民生活水平作出贡献的，只要是在当时为科技 、文化、教育作出过贡献的，我都肯定他、赞扬他。　　如与三条“只要”相反的，我就鞭挞他、藐视他。历 史上的实践，同样是检验历史人事的唯一标准——— 这当然是我在不断学习和创作中慢慢领悟到、体会到 的。　　1978年的大部分时间我尚在部队，在这之前，我 有九年多的时间在军队中生活，不但学知识、学理论 、学做人，而且学会思考、学会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二月河是一条在军队“过滤 ”过近十年的水，携带着深深的战士烙印———守时 守信，能咬牙，能忍受，能吃苦，知道前线在哪里， 一个时期只做一件事……待到冲锋号吹起，我就冲了 。当我走进军队时，还不过是个懵懂的毛头小伙子； 当我从里边走出来时，我已是个拥有社会责任心的大 人了。　　这冲锋号，在1978年响起，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起，响亮了全中国，也响出了一条河，我的“二月 河”的含义，就是改革的春风化冰，咆哮的春水一泻 而东那样的壮丽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