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民国诗词作法丛书(全12册)

内容简介

俗语有云：“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有些人的生活可以简化为挣钱和花钱，还有些人的生活中则不能没有诗歌，这两类人之间很难相互理解。但是不管大众对诗持什么看法，也不论古今诗人的生活状态如何，诗和诗人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中国自来号称诗的国度，从《诗经》算起，到现在已有至少两千多年的历史；古往今来的诗人也多如繁星，而且基本上时代越靠后诗人也越多。《全唐诗》作者有两千余人，《全宋诗》作者不足一万，明清时期应该比唐宋更多。那么当今有多少写旧体诗词的人呢？据悉，目前仅“中华诗词学会”的会员即已超过两万。而全国各地官方和民间的旧体诗词社团数量已近三千个；诗词作者总数超过百万；公开和内部发行的诗词报刊已达上千种；此外应该还有大量并未加入诗社词社的作者。如此粗略估计，当今中国旧体诗歌作者的总数大概要远远超过此前历史上的总和。这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旧体诗歌在今天仍然有着相当顽强的生命力，而从二十世纪初以来所谓的“旧体诗歌消亡论”到目前还没有成为现实。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即使当今写旧体诗歌的人数量再多，如果作品质量不高，那么其意义也不大。不幸的是，当今旧体诗歌创作的总体水平确实不高，非但不能与古代相提并论，即使与不久前的民国时期相比，也还差得很远。个中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旧体诗词创作不但需要一定的天赋，也需要相当的传统文化（或曰旧学、国学）根底，前者既不能强求，后者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要两者兼备自然就更困难。另一方面，由于旧体诗创作在一定程度上的断层，具眼的诗人和诗论家也越来越少，因而整体的审美水准也随之下降，当代旧体诗的创作与批评就这样陷入一种每况愈下的恶性循环。 这种情况其实自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之后就已见端倪，这或者也是当时各种诗词普及类著作纷纷出版的原因。不过传统的文言文学虽然受到冲击，但在当时旧体诗歌仍然是诗坛的主流。按《民国时期总书目》统计，所收民国作者的旧体诗词别集有250种，新诗总集别集共有900多种，但是考虑到数量极大的旧体诗词别集仍然以传统线装书的形式出版，而这些在《民国时期总书目》中都没有收录。所以大概可以断言，民国作者出版的旧体诗歌别集，总数要远远超过新诗集。本套丛书所收都以教授旧体诗词作法为主，其中不少都曾再版十余次，也足见当时市场需求之旺盛与著作受欢迎的程度。而白话文学真正全面普及直到占据压倒性优势，其实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此后旧体诗词才真正到了不绝如缕的危险境地——当然，以中国之大，江湖之中自有真正的诗人，旧体诗从来都没有消亡，在可预见的相当长时期内也不会死去。 目前在中国“文化强国”战略之下，复兴传统文化自是应有之义，各地都兴起了一股“国学热”，旧体诗词也日益有复苏之趋势。不过如上文所言，当今的旧体诗词创作，只是数量的增加没有意义，提高质量才是关键。那么如何提高创作质量？换言之：怎样才能写出好诗？这个问题实在很难回答。因为诗不但关乎作者先天的禀赋，也关乎作者后天的学习，所以即使是父子兄弟之间也不能简单移植授受。或者说，好诗不是手把手就能教出来的。那么就学诗而言，学生就比老师更重要，因为老师能教的只是诗的规则，以及一些泛泛的经验而已，其他则只能靠学诗者自己的天赋、经历和努力。陆游曾言：“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的确深得个中三昧，有志学诗者当铭记于心。而要写出地道的旧体诗歌，首先就要熟悉旧体诗的既定规则，其次则是通过广泛阅读古典诗歌作品来积累语汇，至于*后的运用之妙，则不可言传了。总之，当年诗界革命提出的“旧风格含新意境”的纲领可以说至今仍然没有过时。 至于编选本套丛书之目的，则大略有三： 一是作为有心学诗者的入门之书。写诗不难，写好诗难。只要合乎旧体诗的既定规则，那就算“是”；至于“好”，则要复杂得多，它不能靠作者的自我认定，甚至也不能靠读者投票表决，因为具眼的读者也总是少数。然而就学诗的进程来说，自然应该先保证写出来的“是”诗，然后再追求写“好”诗。人之天赋根器与性情自有差别，本套丛书的诸位作者创作经验和教导方法也各不相同，有心者当“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循序渐进，或者成功可待。 二是作为教授和研究诗词的参考之书。自从民国初年西式研究方法引入之后，中国文学研究界遂分为新旧两派。旧派往往擅长创作，也非常重视创作的传承；新派则注重文学理论之探讨、作品文本之赏析、相关史料之考证等等，创作并非其所长。如今旧派已日趋式微，而古典文学研究界兼擅创作的学者已不多见，所以当今也少有高校开设诗词创作课程，或者即使开有课程但又缺乏实用的教材。故本套丛书也可谓是现成的旧体诗词创作之教材。此外所选诸书往往在教导作法之前，有基础的理论及发展史的叙述归纳，其中也不乏学术创见可供研究之参考。 三是作为诗词创作高手的消遣之书。本套丛书的诸位作者，虽然基本都深有旧体诗的创作体会，但客观来说也未必都是当时的一流作者，其所谓技巧、经验或者也不免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之嫌，而所谓“作法”、“门径”、“指南”云云，也不免“好为人师”之讥。只是由于民国时期诗词创作和鉴赏的整体水平高于现在，故其所言所论也自有看点。对于那些高阶读者而言，茶余饭后来挑挑毛病，或者也是一种乐趣；倘若偶有点滴之收获，自然也可算是望外之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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