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琴一张

《有琴一张》：
　　从玩具钢琴启蒙
　　我的父母都不懂音乐，只是有些喜欢。父亲在留学时曾学过小提琴，据母亲说我在襁褓中时，他有时还在我床头拉过简单的曲子，逗得我眼睛随着乐声转。但是等我记事以后，只见到家里有一个布满灰尘的提琴盒，却从未见父亲取出来拉过。母亲学过一点风琴，好像她那个时代当过教师的都学过风琴，仅此而已。所以我并不算从家庭受到过音乐熏陶，父母也没有像方今许多家长那样对孩子学乐器刻意追求。他们心目中还是“惟有读书高”，对我的识字、背古文要抓得早、抓得紧得多。我与钢琴结缘是由一架玩具琴启蒙的。
　　我从记事起直到上小学只有两件心爱的玩具，玩了许多年，都是父亲从国外带来的。一是一个躺下会闭眼睛，坐起来会哭一声的娃娃；还有一件就是一架放在桌上的玩具钢琴。那是真的按音阶能弹出调子来的，尽管大约全长不到两个八度，而且黑键是画上去的。它伴随我从幼儿到少儿，百玩不厌。渐渐地把学会的或者听来的儿歌在上面试着弹出来，居然能成调。特别是上幼儿园（那时叫“幼稚园”）之后，学会了“do、re、mi……”，更加入门，简单的儿童歌曲，只要会唱，就能在那架玩具琴上大致弹出来，觉得非常好玩，乐此不疲。说是“大致”弹出来，是因为那琴没有黑键，我也完全不懂钢琴的音阶，本能地就把“F”键当作“do”，也就是所有曲子都一律“F”调。所以凡是遇到简谱里的“fa”时（应弹降B黑键），音调就不对头了，我一直惑然不解，就这么凑合着弹，直到后来学了五线谱，与真钢琴对上号，才恍然大悟，记得那感觉真如喊出“尤里卡”一样。
　　没想到，在玩具琴上练出来的“才能”竞引出了真钢琴：在我小学二年级时，有一次，父亲带我到他的一位姓王的朋友家去玩，看来他比父亲年长，我称他为“王伯伯”。他的孩子都比我大，他家有一架钢琴，是我**次摸得着的真钢琴，兴奋之极，顾不上客气礼貌，就上去弹我会的歌。一开始没想到琴键是那么重，与玩具琴的感觉大不相同，使好大劲才按出声来。不过好歹能把我熟悉的歌弹出调来。那位王伯伯是音乐爱好者，对我这一“才能”大为赞赏。现在想来实在算不上什么，方今七八岁的孩子已经学过几年琴、会弹不少名曲、技巧相当娴熟的并不鲜见。不过我是**次摸到真琴，有些稀罕。那时父亲工作没几年，积蓄不多，买钢琴对我家来说还是一种奢侈，学琴也不是当务之急。只见王伯伯力促父亲买琴，让我立即开始学，说否则就耽误了，并自告奋勇愿当导购。父亲只是笑而不语，看来是敷衍他，并未被说动。谁知过了几天，忽然有几个工人抬了一架钢琴到我家，母亲骇然，说我们并未买琴，是不是弄错了。工人说没错，是“王××老爷”让送来的，定钱已付。母亲只好留下等父亲下班回来再问明白。原来是那位热心的王伯伯给挑了一架他认为物美价廉的琴：并不是送我的礼物，而是强迫我父亲买，把账单送到他办公室去了。这样我父亲就被迫提前给我买了琴。有友如此热心，又如此“强加于人”，实在难得。我是真正受惠者。不久抗日战争爆发，王伯伯举家迁内地，后来再无消息，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正是由于日本侵略，天津沦陷，打乱了平静的生活，我延师学琴之事就拖了下来。又过了一年多，天津遭水灾，我家暂时迁到上海避难，住在舅舅家，我在那里上完高小才回天津上中学。从初中一年级开始，才正式拜师学琴，离王伯伯强迫购琴已经过去四年，我那年十一岁，如果立志以钢琴为业，稍嫌太迟。好在父母和我自己从来不作此想，也没有太大的遗憾。
　　不过在正式拜师时，我也不是从零开始。我在天津的耀华小学很重视全面发展，音乐、美术课都很认真。小学三年级的音乐课就教五线谱。也许是得力于玩具钢琴，一般同学视为十分复杂的“蛤蟆骨朵”和那几条线的关系，我在脑海中与琴键一对号，立刻就明白了，恍然大悟之感由此产生。后来在上海上高小时，音乐老师课余开钢琴启蒙课，一星期两次，我也去上过，大约学了一册“拜尔”。不过那位老师本人不是专业出身，教的指法不正规，后来我正式学时，被从头重新纠正了一遍。
　　写到这里，似乎要给人印象，我从小颇有音乐天赋，如果早开始训练，是可以成才的。我得赶紧声明绝非如此，我绝不属于那种有特殊音乐细胞的人，这一点很早就有自知之明。*重要的是我没有特殊的“音乐耳”，只能辨认简单的旋律，也就是凭听力只能用单音弹出一支曲子，遇到复合的和弦就难以分辨，不能准确地在琴上重复。这固然能够通过学习和训练达到一定的程度，但是比起那些生来就有一副好耳朵的孩子来，差别是很明显的。我家的朋友中有一个男孩，叫袁效先，就是这种天才。他在识谱之前全靠平时听唱片就会弹奏不少中等难度的钢琴曲，当然基本指法是他母亲教的。他后来专业学钢琴，曾达到入选参加国际比赛的水平，可惜健康出了问题，否则是可以卓然成家的。这是一种特殊的天赋，非常人所及。我见到过的幼年刘诗昆也有这个本事，后面还要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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