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民情结“场”下的台湾现代文学叙事研究

　　《遗民情结“场”下的台湾现代文学叙事研究》：　　第三节 叛逆、抗争与“孤忠”的遗民意识　　“抗争”意识是遗民情结的核心，这种抗争源于对原有政治意识形态或民族文化价值理念的坚持，以及对强大的敌对势力的反抗。遗民现象的出现，往往在武装反抗遭遇惨痛失败后，进入文化理念与政治意志的抗争阶段。“台湾自郑成功就具有的‘遗民’精神，对日人的同化政策具有天然的解毒功能。”①而对殖民统治的文学“抗争”叙事，是遗民精神的反映，用宋泽莱的话说，有着“弥天盖地的悲剧文风”②，这种悲剧风格，充满了崇高的美学境界，是遗民作家们一颗颗伟大心灵的历史回响，他们一方面揭露殖民统治者对台湾人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另一方面又在字里行间埋下“抗暴”的意识，渲染、诱导台湾民众对日本殖民统治者的反抗。　　《亚细亚的孤儿》的胡太明，在矛盾与痛苦迷茫中，终于觉醒而付诸行动：他忽然“疯狂”了，把自己的脸涂得红红的，坐在胡家公厅上，墙壁上写下提壁诗：“志为天下士，岂甘作贱民？击暴椎何在？英雄人梦频。汉魂终不灭，断然舍此身！”诗句字字铿锵，“汉魂终不灭”既反映出胡太明主体性的觉醒，也象征台湾民众身份认同的觉醒与反抗意识的迸发。接着写道：“奴隶生涯抱恨多，横暴蛮威奈若何。同心来复旧山河，六百万民齐蹶起，誓将热血为义死。”胡太明墙上的题词，点明了台湾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爱国意志与期待，其遗民精神，在题词中得到深化。其中“旧山河”实指被日本割让台湾前的中国台湾；而“奴隶”则是指在殖民统治下的“六百万”台湾人民；“横暴蛮威”就是殖民统治者，其核心是“六百万民齐蹶起，誓将热血为义死”。但是在日本殖民者高压统治下，胡太明的中华民族遗民意志和爱国情怀，只有借“疯狂”才能直抒胸臆地喊呼出来。　　这一时期在揭露日本殖民统治者政治压迫、经济剥削，是通过对殖民警政司法制度的黑暗揭露与殖民当局对台湾民众的掠夺、剥削的文学叙事得以反映，赖和、吕赫若、杨逵、杨守愚和杨云萍等作家的作品具有代表性。　　**，通过对殖民警察的暴行和殖民司法的黑暗与不公正描写，来揭露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的政治压迫。　　“日本统治时期，台湾殖民体制中*严重的问题，可以说绝大部分均出自其所施行的专横的警政制度。殖民地的各项行政都是通过这一警政制度而得以实现的。”①因而，揭露殖民警察司法的黑暗，就逮住了殖民统治罪恶的本质，进而从政治上否定日本的殖民统治的合法性。被称为“台湾新文学之父”的赖和（1894-1943），他的小说对殖民警察暴政的残酷压迫与剥削有深刻的揭示，并着重反映台湾民众的反抗心理，以此唤醒遭受奴役的民众。在《一杆“秤仔”》（1925）中，农民秦得参因卖菜而受到贪婪的下级殖民巡警无理刁难和辱骂，秦得参面对无理、残暴的殖民警察，面对着围在身边的街坊邻居叫道：“什么？做官的就可以任意凌辱人民吗？”明知秦得参是冤枉的，殖民法官仍然以违反度量衡规则对秦得参判以罚款，他无钱交纳罚金，被判“坐监三天”来代替。悲恨交加的秦得参愤而杀死了巡警，自己也自杀身亡。秦得参的形象是一个被殖民压迫下愤而反抗的“硬汉”形象，在赖和写成此篇前的两个月，即1925年10月23日，曾发生日本殖民警察镇压“蔗农”的“二林事件”，赖和对二林的反抗精神十分敬佩，他认为只有“觉悟下的牺牲”才是殖民暴政下弱者斗士的抗争。　　赖和的《惹事》同样是以弱者的觉醒与维护道义，藐视殖民司法的一篇力作。作品反映一名寡妇被殖民警察欺压蒙冤的悲惨故事和青年知识分子“丰”正直正义，面对日本警察诬赖贫苦寡妇偷鸡滥施刑罚挺身而出，勇敢揭露警察的罪行。“丰”形象象征着台湾人民的觉醒与勇敢正直、不畏殖民暴政的气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