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评传

　　**章时代家世　　王国维字静安，又字伯隅，号礼堂，又号观堂。清光绪三年，即公元一八七七年，出生在浙江海宁城内双仁巷。　　据说，这一家本是开封人氏，南宋时期渡江南下，世世代代，定居海宁，已有七八百年历史了。掀开王氏族谱看看，也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但是，仔细推寻，却是普通清寒人家。从王国维倒数上去四代，虽算读书人，可连个举人也没有。在那非常看重功名的年代，王家的社会地位是比较低微的。何况海宁更是与别处不同。莫说是秀才、举人，即使中了进士，点了翰林，也不足为奇。鼎鼎有名的“海宁陈家”，自清代初年以来，几乎历朝都有入阁的。若说江南是人文荟萃之乡，那么海宁陈家便是屡世簪缨的典型。公元一七〇三年，当陈邦彦、陈世倌殿试同时中式的时候，康熙皇帝玄烨举手对陈元龙说：“你家又添上两个翰林了。”像这样流传下来的佳话，不用说海宁是家喻户晓，就是全国僻远的山村也传遍了。不是吗?甚至清代末年民间还盛传乾隆皇帝弘历是陈阁老所生咧。[1]　　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字与言，号斋。自幼本是读书的，不过生当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连年战伐，不得安宁，只好弃儒从商。这样，比做秀才，教蒙馆，生计宽裕，何止十倍。所以王国维三十岁那年，追述其家境时说：“余家在海宁，故中人产也。一岁所入，略足以给衣食。”这倒是实在的。王国维四岁，母亲去世，九岁那年，他父亲三十八岁，娶了一个继母；第二年又在西门内周家兜盖了一栋新屋。这充分说明王家是个小康人家。周家兜的住屋，至今还保存。而且旧貌依然。海宁县治迁到硖石去了，这里改称盐官镇。王氏故居就座落在镇西，正当钱塘江口。离海塘不过几百米，是一栋坐北朝南的两进瓦屋。前进三间平房，后进也一式三间，但有两层。楼房窗口对着杭州湾，可以看到海潮起落。　　说到海潮，确是大自然一种奇异景象。自古以来，旅游者为了来钱塘观潮，往往不辞千里之行。文人学士留下描写海潮的名篇佳什，至少也有几千篇吧。宋代文学家周密说：“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方其远出海门，仅如银线；既而渐近，则玉城雪岭，际天而来……”清代青年诗人黄仲则所写的《观潮行》也有这样的句子：“伟哉造物此巨观，海水直挟心飞腾。”“才见银山动地来，已将赤岸浮天外。”“鹅毛一白尚天际，倾耳已是风霆生。”　　伴随海潮这种奇异景象而来的是神话故事。在所有有关海潮的神话故事中，*为人们所爱说的莫过于伍子胥由于愤怒而激起洪潮。　　王国维生长江海之滨，从穿衩裆裤起，日日夜夜见惯和听惯了海潮的雄姿与巨吼，能不在心坎上刻下深深的印迹吗?是的，在他的作品中，也曾写过海潮。可惜的是汹涌的海潮，给他带来的不是气势磅礴，心雄万夫；而是“潮起潮落，几换人间世”!“人间孤愤*难平，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人生无穷无尽的哀愁、愤懑，有如潮起潮落，永无休止。这，大概与他凄苦的童年生活分不开吧。　　王国维孩提时母亲就去世了。只有一个比他长五岁的姊姊相伴着。父亲一出远门，就把这对伶仃的小孩交给祖姑母照看。显然，“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便是不幸的童年所造成。　　王乃誉虽说以经商维持生计，但毕竟不是市侩之流。他贸易之余，时常读书，并勤于作诗、写字。还喜欢绘画和篆刻。与做官的戚友，也有往来。曾经被邀到溧阳做县衙门的师爷。王国维十一岁时，王乃誉从溧阳回海宁居丧，从此不再出远门。每天王国维从私塾放学回家，做父亲的就在灯下指导儿子的功课。　　所谓功课，就是练习写八股文、试帖诗，这是封建王朝统治下建立起来的科举制度所规定的。唐宋时考试的科目是诗、赋，明清以后，取士以八股为主。什么叫作八股呢?就是考试作文有固定格式。全文除开头结尾，共分四大段落，每段分两股，合成八股，又称八比。八股文前头开端两句为“破题”，破题之后为“承题”，不过三四句；以下是“起讲”，俗称“冒子”，也只有十来句。下面就分股了。八股文命题范围不出“四书”，主考者在“四书”中任意拈一句或半句作为试题，把“四书”中本来有固定内容的句子割裂成全无道理的题目，据说这样更可以看出作文的人的“巧思”。例如：王国维考取秀才的八股文题目为《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出于《论语·先进第十一》篇。原文是：“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这样全无道理的命题，还规定作文时不能牵涉，“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八股文连用字也有规定。比方“承题”“起讲”**句**字必须是虚字，只可用“夫”和“盖”。一篇八股文，全是“今夫”“且夫”。内容上只要把“四书”传注敷衍就行，断断不能各抒己见。而且必须用孔丘、孟轲的口气说话，“所谓“代圣贤立言”。一篇八股，大约七百字，完篇并不难。学做八股的窍门是熟读“四书”并背熟几篇当时著名的八股文，揣摩它的腔调，进行模仿。试帖诗即五言排律八韵，也不讲内容，只要切题、合于平仄、不走韵就行了。八股、试帖，被主考看中，算是中式。县考录取入学称生员，社会上叫作秀才，凡是具备秀才资格的，可以参加省考，又名乡试。乡试合格，俗称举人，举人可上京应会试，会试中了叫进士，方可殿试，殿试及第前三名，通常称状元、榜眼、探花。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无上荣誉”。从秀才到进士，各级考试都十分看重书法。而且每升一级，对书法的要求也随之增高。试卷上的字体也有一定格局，清代殿试还加试满文。知识分子要想当官，只有走八股这条道路。所谓科举出身才是正途。当官既然必须得力于八股，所以知识分子不惜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这块敲门砖上，终日摇头摆脑哼个不辍，除了八股之外，一事不知。固然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连唐宗宋祖是哪一朝的皇帝也搞不清楚。明末清初大学者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莫不痛骂八股，把八股看作仇敌。吴敬梓《儒林外史》这部书所刻画所讽刺的人物，也正是八股先生。可是，封建统治者却依靠八股来钳制人的思想，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因此，满人入关后，仍继续实行开科取士，用八股作为禁锢知识分子的*好工具。　　王国维从七岁入私塾，到十六岁考取秀才，整整十年光阴，完全消耗在举子业上。直到十六岁这年，偶然在友人处得见《汉书》，才开拓眼界。不久，便用自己从小积蓄的钱在杭州书肆买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认为这是“平生读书之始”。本来埋头八股中不叫作读书啊。　　王国维两次到杭州参加乡试，都失败了。甲午中日之战，他已十八岁。像当时国内许许多多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开始觉醒。特别是《马关条约》签订后，凡有知觉的人，都不能不为之惊忧!《马关条约》比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更为苛刻。要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并赔偿白银二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当时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还不及赔款的三分之一!　　这时，北京城里，著名的“公车上书”古时候，赴召应试的人，都随同会计吏搭乘公家车辆入都。后世相沿称举人赴京赶考为公车上都。所谓公车上书就是指举人联名上书请愿。事件发生了。　　先是广东南海康有为，一八八八年入京，应顺天乡试，上书皇帝，提出变法。遭到打击后，回到广州，讲学于长兴里万木草堂。学生中有陈千秋、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约二十余人。其中梁启超以举人拜身为秀才的康有为为师，自然增重了康有为的地位。过了两年，学生竟达百余人。与此同时，康有为还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鼓吹变法改制。*后又写了《大同书》。　　一八九五年，康有为再度入京应试。获悉《马关条约》各款内容，万分激动。立刻要梁启超联合广东籍的举人上书反对签约。各省举人闻讯纷纷响应。于是，康有为连夜起草长达一万四千言的请愿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并在达智桥松筠庵开会，签名者共达一千二百余人。这件事很快轰动全国。　　上书者的口号是：救亡必须维新，维新是为了救亡；继续因循守旧，将来皇帝求为长安布衣亦不可得。　　国家的命运，陷于危殆，刚刚觉醒的青年知识分子，痛感到有向西方学习的迫切需要。事实明摆着：为什么日本能战胜中国?就是因为日本向西方学习，结果由弱小变成强大。中国势必要向西方学习，再不能凭传统的老一套了。形势教育人，新的思想像海潮般冲击而至。这时，王国维才知道世界上还有来自西欧的所谓新学。　　但是，怎样才能接触新学呢?这与两年前发现《四书》八股之外，尚有《史》《汉》完全两样。当时能直接与西方文化接触的，只有极少数外交官及留学生。其余的人，仅仅依靠外国传教士和*早的留学生，以及侨居国外偶然还乡的一些人口述或翻译一些书刊，从中得到一点非常粗浅的知识。像上海广学会发行的《万国公报》，容闳、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的书，特别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人人争着看，影响很大。可是滴水不能解渴。追求真理，立志向西方学习的先进知识分子，莫不梦想出洋留学。　　一九〇〇年以前，中国留学生统统不过几百人。一九〇五年后，突然激增了十倍、二十倍。尤以留日的人*多，曾经达到两万以上。可以想见时代急促的变化，迫使人们的思想紧追。知识界的情况一天不同一天。　　不过，出洋留学不是容易的事。官费生少，机会难得；自费吗?更加成问题。据鲁迅回忆：一个日本官费留学生，每月三十六只大洋，生活并不宽裕。见鲁迅《华盖集续编·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就以三十六元一个月计算，一年也非四百多元不可。还有往来的路费未包括在内。而据罗振玉记述：他家这时以“泾河薄田百亩”出售，仅“得钱千余缗”。罗振玉在淮安教馆，一年的收入，*高额从未超过八万钱。八万钱即八十缗，合银元二十多见罗振玉《集蓼编》。。因此，中产之家，绝对供不起留学生。王国维只好望“洋”兴叹，自恨“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怏快”了。　　不过既然春天已经到来，很快就会满园春色，不愁新学无法接触。　　一九〇五年后，维新运动逐渐形成。维新派的种种宣传活动，不断开展。开学堂，办报纸，立学会，成为这个时期*时髦的事情。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载：“甲午战后二三年内，各省有学会二十四、学堂十九、报社八，共计五十一。”李提摩太《留华四十五年记》载：“仅报纸一项，从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七年，就由十九种增至七十种。”事实上，后者仍然是不完全的统计。正是在这种“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欧云樵语。的社会风气之下，留心新学的越来越多。上海《时务报》应运而生了，并且风行一时，正如胡适所说的：这个时代，是《时务报》的时代了。　　[1]见孟森《海宁陈家》，载一九七九年《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