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东部主义与西部映射-西部社会学初探

　　《兰州大学西部社会学文库·东部主义与西部映射：西部社会学初探》：　　二社会学东部主义　　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的，它的发生和发展都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转型有着密切的联系。近十年来，由于国家政策的需要和社会现实的变化，社会学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机遇期，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称为“中国社会学的春天”①。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社会学科研队伍的规模、社会学科研教学单位的数量、学生数量、科研成果数量以及社会接受程度、国家重视程度等多个指标来看，中国社会学正处在一个高速发展和繁荣的时期。但是，如果站在反思性的立场来审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缺乏学科的理论自觉，社会学*兴盛的时期，就有可能是危机开始的时期。陆学艺②和邓伟志③认为，推动社会学春天到来的原动力之一就是“和谐社会”和“社会建设”等政治理念的提出，而事实上，这一动力本身就暗含着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社会决定因素以及权力意味。它们渗透到中国社会学的研究中，成为“思想的非思想范畴”，从而使相关研究包含了一系列反映这些关系的前提和假设。如果不对这些自明前设保持理论自觉，中国社会学很可能会陷入布迪厄所说的“唯智主义谬误”，失去对现实社会的把握能力。　　“社会学东部主义”就是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统治性范式”，反映了社会学研究中的“学术无意识”。社会学东部主义是一种去脉络化的、权威式的、无视实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研究范式，从表现形式来看，它往往以东部为中心建构社会学理论，将东部的体验当作全国的体验，把东部的需要简化为全国的需要，用“贫困”和“发达”、“开放”和“保守”等二元对立的词汇描述东西部差异，在西部人不在场的情况下，通过对西部的问题式诊断，维系着东部对于西部的优越感，同时也强化着东西部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大部分社会学家对社会学东部主义的接受，导致他们难以对中国社会现代化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现象做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因此社会学东部主义正在日益成为我们理解当前和未来社会经验的一个重要障碍。　　在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中，“东部地区”这一概念较少出现在学术文献中，而是通过一种“以我为中心”的、权威的、独白式的言谈形式强化着东部的存在。以社会建设的相关研究为例，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结构已经达到工业化中期水平，而社会结构却处在工业化初期阶段，社会结构严重滞后于经济结构，以此为依据，相关研究提出，中国已经进入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①。从理论的逻辑来看，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论述，但是仔细考察相关研究划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指标，我们发现，研究中所使用的诸如三次产业结构、城镇化率等数据，往往更符合东部地区的实际，而事实上，西部大量贫困地区远远还没有达到工业化中期的水平，更谈不上社会建设了。这些研究以一种更符合东部地区状况的描述，隐匿和掩盖了其他地区的现实体验，无形中强化着东部对于发展权力的主导，将其他地区置于了被动和从属的地位。　　不仅如此，社会学还通过强化对西部的诊断式研究，再生产出东部主义研究范式。那些以“西部农民工”、“西部城镇化”、“西部荒漠化”、“西部移民”等为主题的研究，生产出了大量对西部的问题式诊断，这些研究带着医生的视角，在西部身上发现了许多病态现象，把西部建构为一个脆弱、多病的地区②。而研究者却很少意识到，他们正在将一个个抽象的理论表达从西部丰富的地方实践和中国现代化场域中抽离出来，用一种“科学知识无可置疑”的姿态把西部钉在了“问题”的十字架上，这一行为恰恰显示了社会学东部主义的“符号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