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节目低俗化批判研究

　　《电视节目低俗化批判研究》：　　讨论当前电视节目低俗化问题绝不应该从忧郁的道德禁欲主义者的立场出发，事实上，对本来就是大众传播媒介的广播电视来说，在传播内容上追求道德上的纯而又纯，既不具有学理上的可靠性，也不具有实践上的可行性。对此，曾经在八个“样板戏”统领大众文化的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们都会有切身的感受。以纯粹的道德感取消人类情感的多样性，以崇高的使命感消解日常生活的现实性，以极端的价值感遮蔽平凡人生的世俗性，这些做法已经为历史发展所摒弃，就像英国美学家鲍桑葵批评那种“完全没有将崇高与美综合起来”的做法时所指出的那样：“这样消极地唤起的理性观念只能取得一种贫乏的道德胜利，并没有被承认具有复杂的秩序性和意蕴而普遍存在于可怖的广大无边的外部世界中”。　　显然，道德禁欲主义的方法显得过于简单化了。就拿常为国人“欲说还羞”的文化作品中的性问题来说，采取一概排斥的做法显然是不符合审美规律的。对这个问题，王小波先生写道：“本人就是个作者。任何作者的书出版以后，会卖给谁他是不能够控制的。假如一位严肃作家写了性，尽管其本心不是煽情、媚俗，而是追求表达生活的真谛，也不能够防止这书到了某个男孩子手里，起到手淫前性唤起的作用。故此社会对作家的判决是：因为有这样的男孩子存在，所以你的书不能出。这不是太冤了吗？但我以为这样的事还不算冤，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比他还要冤。事实上社会要求每个严肃作家、专业作者把自己的读者想象成十六岁的男孩子，而且这些男孩子似乎还是不求上进、随时要学坏的那一种。”而广播电视所面临的问题也类似，如果简单地采取“一刀切”的处理方式也是不可取的。当然，鉴于广播电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笔者认为《加拿大广播公司新闻节目编辑守则（提纲）》的下述规定是比较公允的：“广播电视的受众由不同群体构成，他们对好品位有非常不同的理解，因此，广播电视不像书刊出版、戏院、电影那样享有同样自由的词汇和视觉表现权利，因为书刊、电影、戏院是分众的，读者和观众可以选择他们将要读到和看到的东西。因此，在考虑到品位的时候必须小心，不要对受众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然而，当下中国电视节目的传播实践远不是那么单纯，低俗化之风已有愈演愈烈之势。请看2007年9月国家广电总局在一份通报中所向我们提供的如下事实：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经济节目、交通广播和成都市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频道、经济频道在每天21：00以后，用2-3小时谈论、渲染描述性生活、性经验、性体会和性器官，吹嘘性药功能③。　　显然，在这里，问题已经不是“追求表达生活的真谛”的途径，甚至连“煽情、媚俗”都已经难以形容，而是一些广播电视传播机构为了追求本单位一时的经济利益，置党和人民耳目喉舌的社会功能于不顾，公然洞穿人类道德底线，毫不掩饰地戕害公众情感的行为。这一事件中所反映出的已经不是探寻人类文化表达所可能呈现的何种曼妙形象的问题，而是资本逐利的强大冲动所造成的一些广播电视传播内容自甘堕落的紧迫问题。为稻粱谋所主导的传播机构将难以找寻其文化上的得以自处的境地，因为他们的做法从根本上背离了传播的根本目的之所在：传承文化遗产与施加道德教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