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精神-包容与认同-II

伦敦 人本主义和权力之城 by 马克·贝维尔 Mark Bevir　 城市各有各的地理特点。伦敦就像一枚双黄蛋：东边的蛋黄是金融区，银行、交易所和贸易公司林立，是金融实力的象征；西边的蛋黄中有威斯敏斯特、法庭和伦敦西区，是君主和政治权力的中心，王宫、国家机构大楼、贵族的宅邸都位于那里，还有闪动着耀眼光芒的夜生活。两个蛋黄周围是蛋白，这片环形区域中遍布着城市村庄，建有房屋、商店、餐馆、休闲中心和公园。里面的环包含切尔西、哈默史密斯-富勒姆、卡姆登、伊斯灵顿、哈克尼、格林尼治和萨瑟克。外面的环包括伊灵、布伦特、哈灵顿、达格南、刘易舍姆、布里克斯顿、温布尔顿和里奇蒙。大多数伦敦人都住在这些城市村庄，也在这里工作。其他的则要乘车前往蛋黄区域上班。每天，伦敦的火车、巴士和地铁都会搭载许许多多人前往伦敦金融区和西区，人们在那里工作一天后再回家。伦敦空间上的心脏区域都是与金融和政治权力有关的建筑，而这座城市的灵魂中心则在于周边城市村庄里的人和人本主义。 我生在伦敦，长在伦敦，*早的记忆是与父母的公寓相关的（我们英国人习惯用flat这个词来表示公寓）。几栋公寓楼中间有个中心花园，我们一有空就去花园里踢足球。花园分成两个区域。一部分属于我们。我们玩游戏时会踩踏地面，弄得寸草不生，地上只有泥土。另一部分属于成年人，那儿的草坪完美无瑕，每年到了英格兰足总杯决赛那天，我们就把那里当成完美的足球场，踢一场比赛。 渐渐地，公园以外的伦敦在我面前显现出来。小时候，我记住了与我的世界相连的路线：从花园走到荷兰公园去玩板栗游戏，在游乐园进行冒险活动；到肯辛顿教堂街去上小学；到哈默史密斯剧院看周六上午场电影，去富勒姆泳池学游泳；去斯坦福桥球场，那里是我喜欢的切尔西队的主场。我*早是和哥哥一起在东看台的座位上看他们比赛，后来，我和我弟弟、朋友们在舒赫特看台的走廊里看比赛。 后来我长大了，伦敦在我脑海里的地图扩大了。我对地铁站已经很熟悉了，便去与车站相连的街道探索，找到了从荷兰公园和肯辛顿高街到诺丁山区的路线，去那里的加勒比黑人嘉年华会；从哈默史密斯去雷文史各公园，我的校队在那里打激烈的比赛；从伯爵宫去南肯辛顿区，我母亲在那里兼职做接待员；从斯坦福桥球场去国王路和斯隆广场，我在那里发现了刚刚萌芽的朋克摇滚乐。 伦敦何时有人居住，名字从何而来，历史上均无记载。1现在的沃克斯豪尔桥附近有一座青铜时代的古桥，那座桥使用的木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考古学家近来在古桥偏南方向发现了一座木建筑遗址，而这栋建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500年。几乎可以肯定伦敦区域总是有人居住，因为这里毗邻泰晤士河，有丰富的水资源优势，还有港口便于通商。沃克斯豪尔的遗址就在埃弗拉河与泰晤士河南端的交汇处附近。后来凯尔特人在更远的东边定居下来，而那里正是弗利特河和泰晤士河北端的交汇处。如今泰晤士河流经伦敦金融区和西区，这样一来，通过数座桥梁，就可以从泰晤士河以南包含全部城市村庄的区域前往金融和权力的中心区。 人本主义之城 我说话有伦敦西区口音。说到伦敦，人们往往会联想到伦敦腔。二战期间，在英国的宣传造势下，欢快坚定的伦敦腔已经深入人心。但伦敦腔只是伦敦东区的方言，至少在那里的贫民窟被拆除、伦敦东区的人带着他们的口音迁到埃塞克斯之前，情况如此。《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近来公布了一份研究报告称，伦敦西区口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通用的伦敦中部口音，这种口音受加勒比黑人和新南亚人的影响较深。2沙查·巴隆·科恩扮演的喜剧人物阿里·G就模仿这种现代的伦敦口音。 小时候，我周围的人都操着一口伦敦西区口音。北区路及其街市距离我家只有五分钟，我们都是去那里购物。母亲推着一辆帆布手推车，几乎每天都要买满满一车的东西。我的**份零工就在北区路上的一家玩具店。刚开始工作那会儿，因为年纪太小还不到法定使用收银机的年龄，所以只能帮助顾客购物，再带他们到收银机边结账。到了午休时间，我就去街市上买一个三明治或汉堡，坐在长凳上，边吃边看人们过着他们的日常生活。 逛街市对伦敦人来说是一项社交活动。小贩吆喝着他们的货物，大声喊出价钱，与顾客闲聊，和其他小贩互相大声喊话。购物的人时常会停下来聊几句，说说当地的小道消息，夸赞一下对方的孩子，聊聊健康问题。这样的对话节奏很快（我却依然觉得人们说起话来太慢了，恨不得替他们把话说完，但只能强压下这股冲动）。在形形色色的人类生活中，逛街市这一特有的活动是娱乐之一。假装吃惊和在心里偷着乐，可比评判说教更为常见。有容乃大，人们皆抱着“互不相扰”的态度。*重要的是，这里蕴含着智慧。这种智慧胜过了个人感情和社会礼貌。有可能惹怒别人不是罪过，无聊才是。 伦敦人是幽默桀骜的人本主义者。文学作品对这些品质进行了深刻的描写。伦敦的作家对普通人和他们的日常活动表现出了殷切的同情，这可谓一大特点。他们的故事显示出普通人的生活是如此平凡，缺乏创造性和戏剧性。伦敦的作家有个特点，那就是专注于描写人们的奋斗挣扎，以便尽可能维持、重塑和重建他们那岌岌可危的世界。他们的故事暗示，平和、满足和善良存在于充满感情的人际关系、家庭和友谊之中。伦敦的作家很少以抽象的理论原则为基础，进行道德审判，但他们的故事往往会谴责那些缺少温情的角色。伦敦作家对人们的个人缺点表示了同情，使得他们中的一些人显得滑稽可笑。他们的文字常常让人捧腹大笑，而作品的基调则大多是沉醉于各种各样的人和他们的个性。 杰弗雷·乔叟（Geoffrey Chaucer）可以说是中世纪*伟大的诗人，14世纪中期出生于伦敦，父亲是一位酿酒师。他的诗作是中世纪基督教人本主义的早期例子，而《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是他*著名的作品，虚构了一群朝圣者在前往坎特伯雷大教堂朝圣途中所讲述的故事。3乔叟的人本主义不是完全世俗的，却是*终削弱教会权威运动的一部分。讽刺的是，乔叟的人本主义从一定程度上而言来自他的信仰。4他的信仰令他对神职人员的恶行极为不满。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赦罪僧是个腐败又虚伪的神职人员。他讲了一个告诫人们不要贪婪的道德故事，与此同时他也向听众承认，他把赎罪券拿去贩卖，却将赚来的钱揣进了自己的腰包，而且，他卖的圣骨也不是圣徒的尸骨，而是猪骨头。 乔叟谴责神职人员滥用手中的权力，却让俗人显得平凡而天真，从而让他们的罪恶更无可厚非，让他们的角色更为吸引人。《坎特伯雷故事集》可以被视作一系列充满同情的故事，有关道德审判、诱惑和日常生活里的挑战。乔叟这一新颖的人本主义主要存在于一个事实之中：他笔下的人物偏离了教会的道德标准，却既不是罪恶的象征，也不是为了警示读者。冬月在“商人的故事”中首次登场时，不仅好色，还很肤浅，因此遭到痛斥，但随着故事的铺展，他先是变成一个让人备感同情的角色，爱上了一个年轻女孩，和她结婚，后来又成为可怜的受害者。 乔叟用生动和情境化的方式描写人类行为，将道德同情和教会教条区别开来。在《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后，“牧师的故事”中包含了一种对自责和忏悔的论述。乔叟在这篇故事中让牧师承认，美德不是基督徒独有的，而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品质。人类及其生活的价值并不在于他们是不是基督徒，而是有关他们能否和别人一起，将温暖和友谊带入生活之中。 这里说的友谊还包含了现今人们或许会称为平等的民主精神元素。《坎特伯雷故事集》以朝圣为框架，讲述了五花八门的故事和多种多样的角色。贵族、神职人员和农民这三大等级悉数登场，贯穿始终。首先出场的是骑士，他是朝圣者中*高贵的贵族，讲述了一个有关典雅爱情的故事。读者或许会认为，角色们会按照既定的社会等级来讲故事，并传达道德说教。但是，*低等级的朝圣者之一磨坊主醉醺醺地打乱了既定秩序，讲起了他的故事，他那言语粗俗的讽刺性寓言诗显然发出了信号，可知朝圣者不会按照社会地位来确定讲故事的次序，也不会尊重传统道德。他们的故事都在赞美人类平等和多样性。朝圣者来自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他们讲述了他们的故事，以吸引彼此。尽管他们的社会角色不同，但在前往坎特伯雷的路上，作为朝圣者，他们是平等的，都有平等的机会获得救赎。 和朝圣者自身一样，这些故事涵盖了各行各业。对于人们在农业、艺术、商业和科学方面的才能，乔叟给予了一个人本主义者的欣赏。同样的，他提出，无论职业和技能有多不同，人们都共同关注上帝、道德、爱、性和友谊，说明人性是共通的。 《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很多幽默之处都来自这种共同的人性感和对浮夸的讽刺。乔叟将书中的故事设计成朝圣者之间的竞争，充满了诙谐的互动。举例来说，曾经身为木匠的采邑总管因为磨坊主对木匠很不客气而生气，就伺机报复，在他的故事里磨坊主被描述成为白痴。不管一些故事看起来有多严肃，其中却充斥着诙谐幽默，带给人快乐。很多故事还因为故事本身和风格而诙谐可笑。故事中的角色极尽嘲弄之能事，胡闹搞恶作剧，还装疯卖傻。好几个故事中都出现了戴绿帽子的男人（这是中世纪文学中经常出现的笑柄）。还有几个故事里含有下流语言、肉欲和黄色笑话，“磨坊主的故事”只是其中之一。“采邑总管的故事”靠的则是假扮和错误的身份来推动故事的发展，还采用了粗俗滑稽剧的元素。 北区路街市摊位后面是商店和酒馆。似乎伦敦的每一个街角都有个酒馆。后来我长大了，便走进了酒馆磨砂玻璃门。距离我家*近的酒馆虽小却很舒适，那里的花园还获过奖呢。我们有时候和父母一起去那里吃午餐，不过父母不让我大哥和好管闲事的酒吧老板吵架。一到比赛日，富勒姆路上的酒馆里都被切尔西队的球迷占领了。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朋克乐队则出现在了从拉德布罗克丛林路到帕特尼的酒馆里。 查尔斯·狄更斯是维多利亚时期*伟大的小说家，他是伦敦酒馆的守护神。他十岁时搬到了伦敦，此后便一直生活在那里，他把很多部小说的背景都设在了伦敦及其周围的乡村。他的作品中多次提到了小酒馆里人们围在温暖火边大吃大喝的情景。5难怪伦敦和全世界都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酒吧。 狄更斯因对人类尤其是受压迫者充满同情而闻名。他的小说的特点与乔叟的人本主义、平等原则、桀骜不羁和聪明才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对现代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狄更斯生活在动荡的年代。当时，科学对宗教信仰构成了挑战，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出版后，情况就更突出了。许多维多利亚时期的人都担心科学会取代宗教，成为道德的基础。此外，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工人阶级诞生了，他们生活贫困，有时候到了赤贫的程度。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讨论宪章运动及其对改革的要求之际，创造了“英国的情况”这个词。6在19世纪中叶，狄更斯和其他小说家都用各自的作品来探讨社会问题。 狄更斯的许多小说都以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为背景，他描写过冷漠无情的监狱、潮湿的地窖、昏暗的小巷和舒适的酒馆。在《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尼可拉斯·尼克比》（Nicholas Nickleby）和《雾都孤儿》（Oliver Twist）中，狄更斯都选择值得信赖和热心肠的小男孩作为主人公［在《董贝父子》（Dombey and Son）、《小杜丽》（Little Dorrit）和《老古玩店》（The Old Curiosity Shop）中，主人公则换成了可爱天真的女孩子］。小主人公们命运悲惨，只得与地位低下、更为贫穷的社会成员为伴。他们来到陌生的环境，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陌生人，这些人的故事也融入了小说的纹理之中。主人公受普通人的影响，不但能够忍受他们自身的痛苦挣扎，时而还能体会到一丝乐趣。狄更斯一般会在小说末尾安排主人公交到好运，却依旧保持着天真，并且始终与在底层社会交到的朋友维持亲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