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孙中山研究-第六辑

　　《孙中山研究第6辑》：　　1917年2月21日，孙中山写成小册子《会议通则》，同年4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后易名《民权初步》，作为《建国方略》之三《社会建设》。全书分五卷、二十章、一五八节。在该书的序言中，阐明写作目的，是因为中国四万万民众，犹如一盘散沙，原因于封建专制，缺乏民主训练，民国建立后，政治环境改变，但其“前途之安危若何，则全视民权之发达如何耳”。而民权发达，须“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而欲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又非从集会不为功。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步”，孙中山认为，“此书为教育国人行民权**步之方法”。又称，“倘此**步能行，行之能稳，则逐步前进，民权之发达，必有登峰造极之一日”；“民权发达，则纯粹之民国可指日而待也”。①可见，孙中山将《民权初步》的价值，提到关系国家兴衰的高度，其意义可谓无以复加了。　　本文旨趣，是在介绍该书主要内容外，着重查考该书之所从出，即全书框架之来自何方，以及孙中山在全书框架之外增加了哪些内容。　　鸦片战争结束后，开放五口通商，中国紧闭的国门被洋人敲开了，中国社会也进入了近代转型时期。体现在思想领域的变化，便是相继产生了经世致用派和早期维新派思想家，在生产力变革方面，则开始了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在此后的约三十年时间里，不能说社会毫无变化，但因为只是变器而非变制（政），相较于维新运动大体同时起步的日本之精研西方国家法政，大胆实施改革，而使该国变化迅速，则中国的进步实在不足言。直至戊戌变法时期，张之洞们仍在鼓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包括科举制度在内的社会发展绊脚石，均不予触动。《辛丑条约》订立后，清廷不得不逐渐推行新政，从官方认可了政治上的部分改革。政治改革对于任何专制政权来说都是痛苦的事，何况对要求立宪、实施宪政深拒固蔽的清廷，是持一以贯之态度的。1911年7月5日，谘议局联合会再呈要求加速立宪，以皇族内阁不合立宪公例，失臣民立宪之希望，仍请另行组织内阁（由都察院转奏）。但朝廷的答复是，“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不得率行干请”。谘议局是新政产物，是各省的民意机构。清廷既不识民意为何物，对宪政性质固不必有求其了解，民众更不待言。民众既乏民主训练，民权云云者，更无从谈起，这便是孙中山亟亟于编写《民权初步》的用心。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中国近代化先驱之一，他目睹人民国以来的政治乱象、人民无权的状况，编写启导民权的读物，实际是进行民主、民权、宪政的启蒙。他在《民权初步》序中写道：“凡欲负国民之责任者，不可不习此书。凡欲固结吾国之人心、纠合吾国之民力者，不可不熟习此书。而遍传之于国人，使成为一普通之常识。家族也、社会也、学校也、农团也、工党也、商会也、公司也、国会也、省会也、县会也、国务会议也、军事会议也，皆当以此为法则。”“然中国人受集会之厉禁，数百年于兹，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会之原则、集会之条理、集会之经验，皆阙然无有。以一盘散沙之民众，忽然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从，所谓集会则乌合而已。是中国之国民，今日实未能行民权之**步也。”他还认为，人生之初，不能一日而举步，国之初造，岂能一时而突飞？“孩提之举步也，必有保母教之，今国民之学步亦当如是。此《民权初步》一书之所由作，而以教国民行民权之**步也。”①　　《会议通则》（《民权初步》）完稿后，1917年2月21日孙中山在上海《民国日报》刊登出该书序言。3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为该书之作发表了《孙先生牖民之作》，内称，“民国成立以来，共和虚有其表，国人多责备政府之溺职，然多数人未能运用共和政治，亦无可为讳，孙中山先生有慨于此，乃以革命之先觉为共和之导师，近日锐意著述，思举共和政治必不可缺之要则，以为国民准绳。”②　　同（1917）年2月，孙中山请章太炎为《会议通则》作序，太炎应之。序言谓：“人有恒言日：‘生（坐？）而言，起而行。’上古淳质之世，习劳于形躯，言议其末已；其次有造膝抵掌，以定安危之计者，言简而时促犹易也。庶务益烦，辩智锋起，发言者非一夫，而决策不在俄顷。言有绪则事不乱，言之不从而事亦泯棼矣，中国今日是也。自前世专断之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