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格林布拉特

为何是格林布拉特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J. Greenblatt，1943—　）是现今依旧笔耕不辍的*重要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之一。他因为在莎士比亚研究和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研究上卓有建树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并成为闻名遐迩的学者。但实际上他的作品也包括了对广泛意义上的艺术、建筑、风俗、宗教和文化的兴趣。在一系列富有开创性的作品中，他阐释了什么是他所谓的“文化诗学”，即近三十年来更常被称为新历史主义的一种实践。
就像标题新历史主义所表明的一样，格林布拉特作品的核心问题一直都是艺术及文学作品和它们纷繁复杂的历史和背景之间的关系。他*初关注的是早期现代文化和像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沃尔特·罗利（Walter Raleigh，1554—1681）、菲利普·悉尼（Philip Sidney，1554—1586）、托马斯·怀特（Thomas Wyatt，1503—1542）、爱德蒙·斯宾塞 （Edmund Spencer，1552—1599）这样的经典作家，尤其是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有关格林布拉特的著作*有意思的事情之一就是：他总能把这些显然已被人“熟知”的作家和他们生活和写作的时代中那些离奇古怪的、非经典的，而且通常是非文学类的资料联系起来。格林布拉特对广泛意义上的文化感兴趣，从而使他介入不仅是现代早期而且是我们当代世界的一些紧迫问题。生活和艺术的关系是什么？信仰如何与想象相联系？主流文化如何应付各种类型的“他者”（包括其他种族、“非标准”的性取向、非正统的宗教观念、政治反抗、非理性和不可思议）？格林布拉特的作品中充满了鬼魂、巫术、奇迹和诡异以及历史上的殖民遭遇和创伤时刻。就像接下来几章中将要展示的那样，新历史主义之新，部分是由于它对拒绝归入确定历史的那些历史方面的关注。它对这样一种观点提出了挑战，即历史是有关那些已经结束了的、已完成的、距我们当下所关心的事已非常遥远的事件和情形。
使新历史主义作品成为可能的，是格林布拉特对文本中界线孜孜不倦的探究，而这也包括了文学批评自身的界线。格林布拉特的著作采用传统的研究文学和历史的方法，但其也融入了人类学、心理学、后殖民理论、性别理论、哲学、政治思想、艺术历史和神学的元素。而将这些散落的材料联结起来的正是格林布拉特的风格。他的文本引人入胜，融合了对宏大概念的思索和对细节的详细关注。他的作品中不乏幽默，但与此并存的是对其所讨论的文学和艺术作品重要性的一种高度严肃性。在其散文“文化”中，格林布拉特对语言的力量和语言使用者进行了描述，借以激发起读者*根本的感情：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一个由能激起人的欲望、恐惧和侵略性的各种符号组成的普遍体系（economy）。通过他们建构引起共鸣故事的能力、对有效意象的掌握，尤其是对任何文化中*伟大的集体创造——语言——的敏感度，文学艺术家精于操纵这个符号体系。
（2005：15）
　　像文学这样的文化作品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影响，部分是语言的强大影响力的结果。如果我们重写上面这段话，仅改动一个词，将“文学艺术家”改为“文学评论家”，我们也许就能很好地理解格林布拉特在其著作中所要实现的是什么。文学和批评的目标都是要展示对语言的敏感度，讲述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创造一些在人脑海中徘徊的意象，这一目标将这些与格林布拉特所指的“符号体系”相联系。用体系（economy经济）这一概念思考符号能让我们看到意象、物体、叙述和表述是如何被生产、再生产、消费、交易和流通的，以及当他们从文化的一个区域移动到另一个区域时价值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对此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目前的英国君主——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形象在现代英国文化中是如何被运用的。女王的形象被用于正式的肖像、纸币、硬币、邮票、明信片、纪念杯和大量的正式出版物和纪念品上。然而女王同时还成为戏剧、电视和电影中一个半虚构的人物，她被喜剧演员们模仿，她的形象被朋克乐队和其他人的宣传中所利用。在每种情形下，她的形象是“一样”的（总是一个具体人的描绘），但是这一形象根据其使用却有着不同的地位和价值，并且即便是在单一使用的情况下对不同的人也意味着不同的事情。我将在**章和第二章中进一步讨论这些文化和经济的观点。
文学是文化体系（经济）的一部分。既然我们从未看到文学作品与产生、接受它们的生活和历史分开或者可以分得开，格林布拉特对文学的明显热爱不会使他无视与文本密切相关的社会条件。他同样也意识到他自己在这些历史中有可能产生的影响和他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在生活中的位置。他的《绝妙的占有》（Marvelous Possessions）讲述了欧洲旅人与“新世界”中的居民和文化的相遇情形，在书中，他讲述了下面的一件趣事：

在我芝加哥的一个讲座结尾时，一个学生挑战我，让我解释一下我自己的位置。她问我如何避免这样一种隐含的暗示：即我使自己与我所描写的欧洲人保持一种非常安全的距离，并通过一种嘲弄的微笑的方式来保证这样的距离，以保护我远离我所描写的那些话语实践。我的回答是，我既不承认我对自己采取了这样的保护，我也不想象自己处于安全距离之外。
（1991：viii-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