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神的形成

科学精神形成过程中的*初障碍，就是原初经验，就是处在批评之前和批评之上的经验，而批评本身必定是科学精神的组成部分。由于批评没有明确地起作用，原初经验在任何场合都不能成为可靠的依据。我们将列举出无数的例子，证明原初经验的脆弱性，不过我们希望立刻明确反对这种肤浅的，以多少有些公开、有些美化的感觉论为基础的哲学，它声称直接地从一个明确的、清晰的、可靠的、恒定的、始终向一贯开放的心灵呈现的事实中获得教益。 以下是我们准备支持的哲学观点：科学精神必须在反自然、反我们身上和身外的本性冲动和指令中，在反自然的驱使、反色彩斑斓和多样的事实中形成。科学精神应在自我改造中形成。只有在纯化自然物质、整理混乱的自然现象的基础上，科学精神才能够从自然中获得教益。假如心理学变得像物理学那样富有推理性；假如它意识到，不论在自身还是在身外，我们只有抵抗自然才能认识自然，那么心理学本身就有科学性。我们认为，心理学唯一合法的直觉是对抑制的直觉。不过这儿不是阐述这种本质上反动的心理学的地方。我们只想指出，我 们在此阐述的科学精神心理学属于一类可以推广的心理学。 想一下子就理解这种观点的含义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如今的科学基础教育悄悄地在自然和观察者之间放了一本相当正确、作了相当多的修改的书。经过半个世纪以来耐心的互相抄袭，物理学课本给一个孩子提供了非常社会化的、极其僵化的知识，通过稳定得令人惊讶的大学考试大纲，这些知识居然被看成是自然的，可它并不是自然的，不再是自然的。那不再是来自街头、田野的科学，而是一种在糟糕的实验室炮制出来的科学，但是依然打着实验室的招牌。有时候是城市电网提供电流，带来了反物理的各种现象，贝特洛从中看到了新时代的标志；因此，如今的实验和书籍与原初观察已经部分地脱节了。 而18世纪前科学时期的情况则不同。那时候，一本科学著作可好可坏。它不受官方教育的监督，即使受到监督，那常常也是由脑子*糊涂、*附庸风雅的人士组成的外省科学院做出的。那种书从自然出发，兴趣在于日常生活。那是一种普及性的书，传授普通的知识，没有什么精神追求，这种追求有时候使我们的科普书具有很高的格调。作者和读者的思想在同一个层次上。科学文化似乎被各种各样大量的二流书籍压垮了，它们的数量远远超过有价值的书。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科普著作反而成了相对稀罕的书，这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您若翻开一本现代的科学教科书，会看到它总是结合某个总体的理论来介绍科学。科学的有机特征在此也十分明显，很难跳过章节。头几页翻过之后，人们就不许常识开口说话，也不再听取读者的提问。读者朋友的称呼心甘情愿地被严肃的警告所取代：学生，请注意！教科书自己提问题。教科书在发号施令。 而您如果打开18世纪的一本科学著作，会发觉它根植于日常生活之中。作者与他的读者攀谈，就像在沙龙客厅里作报告似的。他迎合自然的兴趣和关注。譬如说，你们想寻找打雷的原因吗？作者先从害怕打雷说起，设法告诉读者用不着害怕，觉得有必要把古老的常识再给他重复一遍：雷声大作的时候，危险已经过去了，因为只有闪电会把人劈死。因此，蓬斯莱神甫在著作首页的“致读者”中写道：“介绍雷电的时候，我始终考虑尽可能地缓解这种天文现象给社会各界无数男女老少所造成的可怕印象。他们惊恐不安地度过白天，在极度恐惧中熬过长夜，这种情形，我看得难道还少吗？”蓬斯莱神甫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而且是该书*长的一章（第133—155页）—来思考雷电造成的恐惧。他区分四种恐惧，作了详细分析。普通读者有可能在书中找到对他有用的诊断意见。这种诊断是有用的，因为自然的敌视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显得比较直接。目前我们焦虑的主要原因来自人类。人类可能受到的*大痛苦来自今天的人类自身。为了理解一个半世纪之间精神的差异，我们不妨问问自己以下这一选自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片段是否还符合某种心理现实：“舞会还没完，天边已经电光闪闪，隆隆的雷声盖过了音乐声。我们早就看见了闪电，可我一直解释说，只不过天要转凉罢了。这当儿三个姑娘逃出了队列，她们的舞伴尾随其后，秩序便顿时大乱，伴奏也只好停止了……我想是出于这些原因，难怪好些姑娘一下子脸上都变了色。*聪明的那个坐在屋角里，背冲窗户，手捂耳朵。另一个跪在她跟前，脑袋埋在她怀里。第三个挤进她俩中间，搂着自己的女友，泪流满面。有几个要求回家；另一些则更加不知所措，连抵御年轻骑士们的心思都没有了，只知道战战兢兢地祈祷上帝，小伙子们似乎乘机放肆起来，全忙着用嘴去美丽的受难者唇边代替上帝接受祷告……”我觉得把这样的故事写进现代小说都似乎已经不可能了，堆砌那么多幼稚行为显得不真实。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人们已经克服了对雷电的恐惧，这种恐惧只有在我们孤独的情况下才起些作用。它不能搅乱一个社会，因为从社会角度来看，雷电理论完全理性化了；个别人的疯癫成了羞于见人的例外。人们会嘲笑歌德笔下的女主人关百叶窗、拉上窗幔来保护舞会的这种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