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模式:走向共享共治的多元治理-中国发展动态(2012)

2015年，中国有两个现象尤其引人注目：其一，以突如其来的“股灾”和意料之中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破七”为信号，中国经济承压下行，部分领域危机迹象初显，以至一些观察家纷纷担忧，未来若干年中国经济将继续探底，形势将更为严峻；其二，以两岸促成“习马会”和习近平访美、人民币获得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为标志，中国在处理内政和全球事务上都迈出了历史性的一大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预言，“他们（中国人）早晚会采取行动，使中国得以作为中心角色参与将来国际规则的制定”。 这一刻似已到来。 两个现象虽不足以覆盖全貌，却很能说明问题：这一年或许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和世界的一个重要拐点。就中国而言，随着新一轮改革实质性地推开，产经结构的失衡、官僚体系的固化、利益集团的形成与扩散等，一时间错综发酵，进而外化为经济、社会、司法以及公共舆论等领域的各类风险挑战。尽管国家发展的基本面未有质变，但在这个节骨眼上，如何调档转舵、加足马力进而化危为机，直接关系到中国“十三五”能否顺利开局，也关系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就世界而言，国际金融危机正从**波的剧烈冲击转化为第二波的衍生冲击，正从欧美发达国家转移、扩散至发展中国家，尤其对崛起的新兴工业国造成巨大压力。“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今后全球经济还将面临漫长的去危机化过程。不仅如此，经济问题的影响还加速向政治、民族、宗教等领域渗透，欧洲难民危机、南海纷争、朝核阴云、恐怖主义威胁及背后的地缘性对抗等新旧问题交织，对全球治理提出更大挑战。但总的来看，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转型期，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以美国为核心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一步松动，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为引领的多边主义保持强劲，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在与世界各国共同应对挑战的过程中，中国不仅作为一支逐步崛起的重要力量获得更为显著的国际地位，而且作为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倡导者，明确主张各国之间加强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共存，共建世界文明家园。 从某种意义上说，危机提供了中国持续发展的动力。中国近代以后特别是当代以来的历次大转折和发展，都是在奋力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实现的。同时，危机在客观上也起到凝聚群体共识、重塑共同价值的作用，其结果往往是打开新的局面、构建新的秩序，这一点也已得到了历史的证明。从这一角度审视2015年，面对近20年来*为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国一直处于居安思危的基本态势，在国家层面主要表现为两种努力：对内，执政者主动适应经济下行趋势，一面调整经济治理、完善政策体系；一面调整发展思路、提出系统化的新发展理念，意图开启治理新境界。对外，决策层直面全球性危机，继续强化全方位的战略主动，以争取全球经济治理权、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核心，提出中国版的世界秩序构想和全球治理理念，并密集开展全球治理型外交，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对全球的影响力。 从政治发展进程看，中国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坚定不移地全面从严治党。无论是以反腐治党、全面深化改革来提高国家治理能力，还是以竞合共商、外交创新来重塑国际规则体系，开创内外贯通的政经秩序是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中国政治建构的重中之重。如果说2012年秩序构建的核心是完善并巩固权力交接规则，2013年是理顺党与群众、政府与市场的双维关系，2014年是厘定政治与行政、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国家治理架构，三者共同促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化、定型化；那么从2015年开始，秩序重构的触角已从制度范畴延伸到了政治理念范畴。“要实现制度体系的成熟和定型，其背后必然要有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统一连贯的政治哲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政治担当，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了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如何对这场变革进行理论总结和思想提炼，塑造与时俱进的政治理念，用于指导新的政治实践，成为中国政治建构的一个重要命题。 回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建党、革命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大领导力在于提供了超越性的理想与价值”，从而使之在保持“先锋队”式自我主体性的同时，*大限度地凝聚了民心，由此成功走出一条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在长期执政条件下，继续保持党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权，如何通过增进人民福祉、引领民族复兴、坚守国家独立自主来巩固执政党自身的主体性和正当性，并提供相应的价值伦理支撑，成为中国共产党思考的基本命题。从这一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个三十年具有价值一元化特征，革命的传统、阶级斗争的传统以及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不仅支撑着执政党的自我认同，也构成国家与社会共识的全部基础，并贯穿于内外政策的始终。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个三十年，价值日趋多元，从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到对外策略上的“韬光养晦”、不干涉主义，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空间有所缩小；与此同时，伴随着对外开放，外来思想大量涌入，政治思潮趋于活跃，社会共识不断稀释，对传统政治理念构成挑战。面对多元价值难题，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等包容性理论，试图容纳各方利益诉求、求取内外价值平衡，但这些都未能完全弥合愈演愈烈的价值分歧和思想割据。 那么，中国共产党将在政治传统层面塑造怎样的价值理念？就使命而言，新理念既要契合中国实际，回应当前中国的主要问题，引领国家未来发展；又要对接国际大势，为当今世界的普遍性难题贡献解决方案，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这其中，作为中国和世界所共同面临的核心问题——发展与公平的矛盾，无疑有待引入新的理念和发展观。就特性而言，新理念不仅要有足够的包容性，从而*大限度地凝聚人心，而且要有可操作性，能够真正落地生根，解决实际问题。 回顾2015年，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正逐步建立起一套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共享共治理念，并以之作为政治经济治理的根本取向。于内，2015年7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确立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并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0月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理念，将“共享”作为压轴价值，并强调“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11月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重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要求今后“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这一理念在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上又被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则”。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公平共富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纲领和执政目标，但在数十年的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其首要地位被“效率优先”原则所取代，相关政策供给也一度滞后。此次这一目标被作为政治核心理念重新强调，表明公平、共享、共治、共富的发展逻辑正成为新的、更明确的执政导向。于外，一方面，继此前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之后，经由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亚非领导人会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联合国系列峰会等重要会议，中国提出了一套系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另一方面，10月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首次专题研究全球治理，强调“全球治理不能由一国主宰或大国垄断，而应共同参与”，首次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国特色全球治理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式全球治理观的形成，意味着中国开始向世界贡献公正、普惠、共建、共享等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理念。在理念变化的同时，相应的政策实践也全面展开：从政治领域的构建大党建大统战格局、进一步简政放权脱钩、打造协商民主体系、群团改革去“四化”，到经济领域的供需两端结构改革、力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统筹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到社会领域的网络共治、养老保险并轨、公立医院改革、教育改革、扶贫攻坚、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以及残困人员救助，再到外交领域的签约成立亚投行、发布“一带一路”路线图、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密集开展亚非拉区域合作和全球治理型大外交，一种以共享共治为基调的升级版中国模式已初露雏形。 这一模式的*大特点，即政治话语体系和实践不是先后有别，而是同步建构；不是互相割裂，而是彼此呼应，二者在根本价值上始终具有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建立在民本中心和多元开放的基础之上，强调国家意识形态由内而外的一致性，注重保持内外战略及政策的联通和对接，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更加完备、更加成熟，并以崭新的面貌走向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构建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共享共治理念及其实践方式，既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新发展，又是作为现代国家的执政党对人民根本利益、民族使命和文明传承的坚持和深化。 2015年，中国有两个现象尤其引人注目：其一，以突如其来的“股灾”和意料之中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破七”为信号，中国经济承压下行，部分领域危机迹象初显，以至一些观察家纷纷担忧，未来若干年中国经济将继续探底，形势将更为严峻；其二，以两岸促成“习马会”和习近平访美、人民币获得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为标志，中国在处理内政和全球事务上都迈出了历史性的一大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预言，“他们（中国人）早晚会采取行动，使中国得以作为中心角色参与将来国际规则的制定”。 这一刻似已到来。 两个现象虽不足以覆盖全貌，却很能说明问题：这一年或许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和世界的一个重要拐点。就中国而言，随着新一轮改革实质性地推开，产经结构的失衡、官僚体系的固化、利益集团的形成与扩散等，一时间错综发酵，进而外化为经济、社会、司法以及公共舆论等领域的各类风险挑战。尽管国家发展的基本面未有质变，但在这个节骨眼上，如何调档转舵、加足马力进而化危为机，直接关系到中国“十三五”能否顺利开局，也关系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就世界而言，国际金融危机正从**波的剧烈冲击转化为第二波的衍生冲击，正从欧美发达国家转移、扩散至发展中国家，尤其对崛起的新兴工业国造成巨大压力。“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今后全球经济还将面临漫长的去危机化过程。不仅如此，经济问题的影响还加速向政治、民族、宗教等领域渗透，欧洲难民危机、南海纷争、朝核阴云、恐怖主义威胁及背后的地缘性对抗等新旧问题交织，对全球治理提出更大挑战。但总的来看，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转型期，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以美国为核心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一步松动，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为引领的多边主义保持强劲，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在与世界各国共同应对挑战的过程中，中国不仅作为一支逐步崛起的重要力量获得更为显著的国际地位，而且作为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倡导者，明确主张各国之间加强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共存，共建世界文明家园。 从某种意义上说，危机提供了中国持续发展的动力。中国近代以后特别是当代以来的历次大转折和发展，都是在奋力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实现的。同时，危机在客观上也起到凝聚群体共识、重塑共同价值的作用，其结果往往是打开新的局面、构建新的秩序，这一点也已得到了历史的证明。从这一角度审视2015年，面对近20年来*为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国一直处于居安思危的基本态势，在国家层面主要表现为两种努力：对内，执政者主动适应经济下行趋势，一面调整经济治理、完善政策体系；一面调整发展思路、提出系统化的新发展理念，意图开启治理新境界。对外，决策层直面全球性危机，继续强化全方位的战略主动，以争取全球经济治理权、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核心，提出中国版的世界秩序构想和全球治理理念，并密集开展全球治理型外交，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对全球的影响力。 从政治发展进程看，中国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坚定不移地全面从严治党。无论是以反腐治党、全面深化改革来提高国家治理能力，还是以竞合共商、外交创新来重塑国际规则体系，开创内外贯通的政经秩序是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中国政治建构的重中之重。如果说2012年秩序构建的核心是完善并巩固权力交接规则，2013年是理顺党与群众、政府与市场的双维关系，2014年是厘定政治与行政、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国家治理架构，三者共同促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化、定型化；那么从2015年开始，秩序重构的触角已从制度范畴延伸到了政治理念范畴。“要实现制度体系的成熟和定型，其背后必然要有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统一连贯的政治哲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政治担当，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了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如何对这场变革进行理论总结和思想提炼，塑造与时俱进的政治理念，用于指导新的政治实践，成为中国政治建构的一个重要命题。 回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建党、革命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大领导力在于提供了超越性的理想与价值”，从而使之在保持“先锋队”式自我主体性的同时，*大限度地凝聚了民心，由此成功走出一条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在长期执政条件下，继续保持党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权，如何通过增进人民福祉、引领民族复兴、坚守国家独立自主来巩固执政党自身的主体性和正当性，并提供相应的价值伦理支撑，成为中国共产党思考的基本命题。从这一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个三十年具有价值一元化特征，革命的传统、阶级斗争的传统以及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不仅支撑着执政党的自我认同，也构成国家与社会共识的全部基础，并贯穿于内外政策的始终。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个三十年，价值日趋多元，从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到对外策略上的“韬光养晦”、不干涉主义，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空间有所缩小；与此同时，伴随着对外开放，外来思想大量涌入，政治思潮趋于活跃，社会共识不断稀释，对传统政治理念构成挑战。面对多元价值难题，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等包容性理论，试图容纳各方利益诉求、求取内外价值平衡，但这些都未能完全弥合愈演愈烈的价值分歧和思想割据。 那么，中国共产党将在政治传统层面塑造怎样的价值理念？就使命而言，新理念既要契合中国实际，回应当前中国的主要问题，引领国家未来发展；又要对接国际大势，为当今世界的普遍性难题贡献解决方案，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这其中，作为中国和世界所共同面临的核心问题——发展与公平的矛盾，无疑有待引入新的理念和发展观。就特性而言，新理念不仅要有足够的包容性，从而*大限度地凝聚人心，而且要有可操作性，能够真正落地生根，解决实际问题。 回顾2015年，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正逐步建立起一套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共享共治理念，并以之作为政治经济治理的根本取向。于内，2015年7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确立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并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0月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理念，将“共享”作为压轴价值，并强调“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11月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重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要求今后“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这一理念在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上又被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则”。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公平共富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纲领和执政目标，但在数十年的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其首要地位被“效率优先”原则所取代，相关政策供给也一度滞后。此次这一目标被作为政治核心理念重新强调，表明公平、共享、共治、共富的发展逻辑正成为新的、更明确的执政导向。于外，一方面，继此前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之后，经由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亚非领导人会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联合国系列峰会等重要会议，中国提出了一套系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另一方面，10月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首次专题研究全球治理，强调“全球治理不能由一国主宰或大国垄断，而应共同参与”，首次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国特色全球治理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式全球治理观的形成，意味着中国开始向世界贡献公正、普惠、共建、共享等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理念。在理念变化的同时，相应的政策实践也全面展开：从政治领域的构建大党建大统战格局、进一步简政放权脱钩、打造协商民主体系、群团改革去“四化”，到经济领域的供需两端结构改革、力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统筹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到社会领域的网络共治、养老保险并轨、公立医院改革、教育改革、扶贫攻坚、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以及残困人员救助，再到外交领域的签约成立亚投行、发布“一带一路”路线图、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密集开展亚非拉区域合作和全球治理型大外交，一种以共享共治为基调的升级版中国模式已初露雏形。 这一模式的*大特点，即政治话语体系和实践不是先后有别，而是同步建构；不是互相割裂，而是彼此呼应，二者在根本价值上始终具有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建立在民本中心和多元开放的基础之上，强调国家意识形态由内而外的一致性，注重保持内外战略及政策的联通和对接，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更加完备、更加成熟，并以崭新的面貌走向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构建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共享共治理念及其实践方式，既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新发展，又是作为现代国家的执政党对人民根本利益、民族使命和文明传承的坚持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