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面面观/副刊文丛

未完成的梦 萧? 乾 人到老年，一种悲哀，一件憾事，是梦少了，偶尔脑海里冒出点什么，也一晃而过。不知是做梦的机器生了锈，还是由于幻灭得太频繁而干脆罢了工。年轻时，我曾经是个梦想很多的小伙子。那时钉子碰得还不多，往往不问国情，不顾现实，就让自己的梦尽情驰骋。 距今 50 多个春秋，也即 1934—1935 年。我忽然心血来潮，对书评感起兴趣。恰好那时我正需要交一篇毕业论文。身在新闻系而心在文学系的我，就找了个跨在两系之间的边缘题目：书评研究。开头，我挑上它还只不过是为过关。可是钻进去之后，我发现它并不仅仅是报刊上偶尔设置的一个栏目，而是现代文化这巨厦一根不可或缺的梁柱。当时我曾预言：“随着读者层的扩大，新闻纸销路的飞增，这势力对于著作界、出版界、读书界，都将具有相当的权威。……终有一天它将像塞克斯机一样会在这古国国土上飞翔起来。” 我有多么乐观，又多么天真啊！ 1935 年 7 月，用那论文（就是这里重印的）换到一纸文凭后，我就走马上任去编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了。近年来李辉同志为了寻觅我过去的足迹，时常钻到北京图书馆旧报刊部故纸堆里，从而发现那些年月里我曾怎样不遗余力地提倡过书评。除了这本小书，我确实还曾充分利用了《大公报》那块园地，声嘶力竭地为书评而呐喊过。我宣告职业化的书评家终将诞生，并且还嚷着：“我们需要两个批评学者、六个批评家、五十个书评家。” 我组织起一支书评队伍：杨刚、宗珏、常风、李影心、刘荣恩等。有的还健在，有的已作古；有的移居海外，有的仍在我们中间。我对广告向来怀有成见，甚至有意识地抵制，总不甘让它左右我的选择。在牙膏、鞋油上是如此，在看什么、买什么书上，我更不愿受它的操纵摆布。当时我认为书评就是为了让读者对书能有比广告来得客观的评价。所以我的一个原则是：坚持自己花钱买书来评，不评赠书。在上海时，我顶着大太阳，冒着溽暑，去四马路买回一叠叠值得一评的书，然后打包分头寄给我那十来位书评家，请他们评论。 在天津编刊物时，我还只是在自己写的那些“答辞”中鼓吹书评。到了上海，除了刊物上经常保持书评专栏，我还编了几个讨论书评的特辑。谢谢上海《书讯报》的葛昆元同志，前年他在选登我这老掉牙的《书评研究》时，还特意把那几个特辑复制出来见赠。这样它们也同新时期的读者见面了。记得卢沟桥已经开了火，我还在为书评奔走！有一个特辑好像就是在“八一三”那天刊出的。不几天，由于报纸缩张，文艺版取消，我这个编者也随之而失业了。 半个多世纪后，书评并没在读书界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也还没见到有人像当年的宗珏、李影心那样以写书评为职业。书评更算不上一种文学品种，它依然以“聊备一格”偶尔出现在报刊上。 为什么说当年那样提倡书评、鼓吹书评的重要性是天真呢？请听听一个奔 80 的糟老头子说几句世故话吧。老早我就懂得了在中国想干点什么，说点什么，都得先问问国情。国情是无形的，因为它既没有明文规定，也找不到哪一位来坦率指出。它，只能心领而不可言传。只有在碰了硬钉子之后，你才会恍然大悟：原来这使不得！可那时候多半已悔之晚矣。 旨在为读者当读书咨询者的书评之所以树立不起来，就是因为中国写书的人大都只允许你褒，容不得你贬，即便你贬得蛮有道理。一本书出来，如果谁也不吭一声，写书的人倒并不在乎。说上点子好话，自然就不胜感激；倘若你历数一本书的七分好，同时也指出它的三分差，麻烦就来了。正面申辩，甚至抗议，本无不可。然而不，他会在另外场合挑眼找茬，为几个字竟然能结下多年深仇，在你料想不到的时刻和场合，大做起文章。倘若能发明出一种足以洞察积怨的显微镜，并用它来照照历次运动中的发言，大批判栏上的声讨，那必然会触目惊心。 年初在香港，读了台湾龙应台的两本书——《野火集》和《龙应台评小说》。这位血气方刚的女性大概看不惯那里一些不痛不痒的文艺批评和社会批评，想靠个人的一股勇气，冒犯一下，闯出个新局面。她自称要做的是“不戴面具，不裹糖衣”。她反对“四平八稳，温柔敦厚”的批评，也不喜欢“点到为止”的批评，更不耐烦戴着面具看事情，谈问题。 结果，她发现对一个健康人，你拧拧他的手臂，掐掐他的腿，他不会起激烈的反应。可一个皮肤有病的——不管是蜜蜂叮咬的红肿，还是病菌感染的毒瘤，只要用手轻轻一触，就可能引起他全身痉挛。所以人们宁肯写引经据典、长篇大论的文学批评，很少人愿干开门见山、短兵相接的书评这一行。 然而为什么时至 80 年代，我对书评这个梦还依然锲而不舍呢？ 30 年代我曾提倡书评，可比起今天来，那时有几本书可评！今天出版物成百倍地增加，有哪位一目十行的奇才能把（比如说文艺）书全看了呢？今天不是比中国文化史上任何时期更该有一批仁人志士，自愿当文化咨询者，帮助广大读者选一选书吗？眼下时兴搞咨询站，保险业设立咨询站，计划生育设立咨询站。难道为广大群众提供精神食粮的出版业，不也该设些咨询站吗？ 我之所以让这本书同新时代读者见面，是表示我对当今“双百”方针的信念。我相信不至有“先进”的捍卫者用 80 年代的尺度来衡量这本半个多世纪前写的小书。然而我对自己尚有冷静的估计。以此书来说，就写得十分粗糙，观点更谈不上准确。尤其书中所举的例子又大多出自西方报刊，因为我当时身在燕京那个洋学堂，找不到多少东方资料。我衷心希望抛出这块 50 多年前的老砖，能在新时代引出思路更透彻、立论更正确、例子更生动具体的玉来，更希望书评在咱们这里，能成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文字行当。 1987 年 10 月 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