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4.中朝实学比较　　朝鲜实学的发展（公元17世纪至公元19世纪）大致经历了如下过程：17世纪朝鲜实学早期代表人物有李光（1563-1628年）、柳馨远、朴世堂等。18世纪朝鲜实学开化期形成了星湖学派与北学派，其代表人物分别为李瀷、安鼎福（1712-1791年）与洪大容（1731-1791年）、朴趾源、朴齐家（1750-1805年），因前者致力于改善土地、行政机构等社会制度，被称为“经世致用学派”，而后者由于主要致力于实现工商业的流通、振兴经济与一般技术的发展，被称为“利用厚生学派”①。经过17-18世纪的形成和发展，到19世纪则是韩国实学思想集大成期，主要代表人物为丁若镛（1762-1836年）、金正喜（1786-1856年）、崔汉绮（1803-1877年）等。丁若镛不满性理学空淡性理，直溯孔孟儒学，称自己的学说为“洙泗之学”，并受清朝考据学派和朝鲜李瀷实学的影响，重视考证实事，长于经世致用之学，对哲学、政治、经济、科技、历史、宗教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被称为朝鲜实学的集大成者，也是朝鲜近代历史上*伟大的儒学大师。朝鲜各时期的实学家思想的侧重点不同，依照其思想的相近性，可归纳为：以李光、柳馨远、李瀷、丁若镛为代表的实学家，注重民本思想，以土地制度为核心，提倡从政治、经济、军事、科举等自上而下的改革；以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为代表的北学派则冲破“华夷之辨”的政治秩序，主张北学清朝技艺，要求强邦富民；而金正喜、崔汉绮等实学家则重视考证探讨和实证方法，务于经验，主张一切从实证出发，致力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考证。　　中朝两国实学在产生的时代、经济基础、文化背景等方面都有相同或相似的一面。中朝两国实学都产生于中世纪社会末期，中国为17世纪中期，朝鲜为16世纪末叶，当时社会面临内忧外患，土地制度混乱、土地兼并异常严重，成为社会危机的痼疾和根源，由此导致社会矛盾的日趋激化和尖锐，中央集权逐渐衰微，统治体系开始瓦解。与此同时，商品经济在中朝两国均有萌芽和发展。中国明朝中叶就已开始在江南的杭州、苏州、湖州一带的丝织、棉纺业中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至晚明时期，在东南沿海的许多城市因社会商业资本的发展，导致市民阶层的崛起，出现了市民意识；朝鲜也经历了17-18世纪商品经济的发展，但远不及中国。商品经济的萌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朝社会的阶级关系和经济关系，并折射和反映到社会意识领域来，李贽就主张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不以朱子之是非为是非。在文化思想领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在两国均获得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一些自然科学家及其著作。同时，“西学东渐”不但输入了一批介绍西方科技的图书，带来了西方相对发达的自然科学知识，也冲击和变革着两国封闭已久的思想体系，人们对重视道德说教、空谈心性的理学的危害有了越来越多的认知和感悟。正是基于当时中朝两国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诸领域的社会危机，一批具有清醒头脑和忧患意识的中朝士子学人临危受命，冲破理学思想的束缚，勇于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种种弊端进行反思和批判，着眼于时代的要求，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为各自社会时代的改革提出种种方案和设想。　　鉴于上述中朝两国相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使得两国实学在思想特征上也呈现许多相似之处：　　其一，中朝两国实学思想家皆反对空谈心性，主张“由虚返实”，重实证实测之学，张扬对社会现实批判与革新的精神。由于中国明王朝的灭亡，清朝入主中原，而朝鲜则经历了“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这两大国乱，两国有识之士认识到理学空谈学风的危害性，将视野从关注“内圣”的伦理道德转向“外王”的增强国力、崇尚务实上来，不约而同地发出“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的呐喊，主张远虚文而近实用，轻理学而重实际，去迷信而崇科学。实学思潮本来就是对历史反思、对传统进行理性分析的产物，因而，批判与革新是其思想的生命力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