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客家村落社会研究

　　《传统客家村落社会研究》：　　和祠堂结构一样，神坛的空间布局也可看出村落的发展历程，如湘湖村的公王除了全村共有的水口公王外，在四个大的聚居区之间分界的显著位置还分别设立了黄屋公王、白竹公王、寨上公王等，这是因为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历史的发展，形成了多个新的聚居区，于是就产生了新的公王，而原有的公王仍为当地人所重视。由此可见，武北村落的总祠与分祠、老公王与新公王的布局表现了村落空间形态的发展如叠砖块，随时间发展而不断地叠加。　　不仅如此，武北村落的空间结构还明显地透露出当地村落宗族力量的对比。前述小姓弱族居住在当地村落的边缘或一个独立的小自然村的现象，当地人大都用风水加以解释，如龙坑村一位巫姓报告人对我们说：“巫姓之所以一直住在水口边，主要是巫姓祖先做祠堂时没有占领全村的好风水，如果他们也像刘姓人一样占领了蛇形祠，那么现在的情况就不是这样的了，祖先要那么笨有什么办法！我们只好住在这个角落里了。”我们在小澜村调查时又听到一位邓姓报告人发表类似的看法，他不无伤感地说：“我们祠堂没有占到正穴，人丁少，只好住在神坛边的这个角落里。”　　这样的解释用科学的观点来看应属无稽，实际上，小姓弱族居住在村落边缘的原因与他们在当地村落所处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在姓氏斗争中，小姓弱族自然处于劣势。一方面，如果小姓弱族历史上曾经居住在村落的中心，伴随着强宗大姓的兴起或自身的衰落，它必然遭到排挤，逐渐退居到村落的边缘；另一方面，如果小姓弱族本来就居住在村落边缘或外迁而来，那么，在巨姓大族面前它更无法抢占富于发展空间的有利地形。关于这些，劳格文的《湖坑李氏宗族研究》一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他在文章中说，湖坑乡李氏宗族的一支定居在主要河谷的中部，他们在明初时已在地方上享有名声，而在明末时又产生了**个县级士人，并进一步与邻近上杭县由李火德开基且较显赫的一支结成网络。他们逐渐将其他宗族挤到上述河谷的边沿地区，而且据有当地的主要庙宇。①我们在湘村调查时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湘村的陈姓*早居住在该村下村的中部回栏馆周围的大部分地区，但到了清初，随着刘氏宗族的迅速崛起和陈氏的衰落，陈姓被逐渐排挤，*后只能居住在下村的边缘——岐山下。　　武北村落的空间结构亦多反映了当地居民的社会观念。上述村落、祠堂、厅堂、祖坟、寺庙，以及民居的选址与朝向，显然与当地人的风水观念有关，如祠堂、厅堂特别注重龙脉和形局，翻开武北村落姓氏的族谱常常有祠堂、厅堂“发脉于……”的记载，而当访问当地人关于他们祠堂、厅堂形局时，大多数人都能绘声绘色地讲述他们的祠堂、厅堂在风水学上的象征地形，如龙坑刘氏的“蛇形祠”，湘村可纯公在龙坑的“象形祠”，小澜张氏的“粪门穴”，江坑蓝氏、店厦罗屋、小坪坑邓氏的“虎形祠”、湘坑何氏的“牛形”等。在武北村落，几乎所有的空间构成都与风水有关，没有一座房子、没有一个丘陵、没有几棵树、没有一条河置于风水的解释之外。　　“水口”在武北村落居民的观念里是极为重要的部位。水口的本义是指一村之水流入和流出的地方。但在武北村落，水口主要是指水流出口处，在当地人看来水口把得紧不紧关系到全村财富是否会流失的问题，以及关系到居民的生命、财产、荣辱、兴衰等问题，故在全村的水口（水流出口处）设立神坛、建立寺庙、安葬祖坟等象征资源，以免财富、地位等流失。　　如果说祠堂、厅堂、水口的空间结构反映的是当地人的风水观念，那么寺庙和神坛的布局更多的是反映了当地人的宗教观念，如武北村落中既有定光寺、观音堂，也有妈祖庙、仙师宫、三官堂，还有文庙、武庙，以及名目繁多的公王、社公、伯公等神坛，这些不同教派、不同信仰的建筑同时出现在同一村落，显然与当地人宗教信仰方面的多神崇拜观念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