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出版社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2016)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2016）》：　　现当代文学史写作为什么难　　客：你姓古，可你并不崇尚发思古之幽情，将自己的精力全埋首在古文学堆里呀。　　主：我出版的文学史明显带有当代人写当代史的特点。我受老师刘绶松的影响，写“史”似乎上了瘾，现在仍和历史的情缘未断，真好像是走上“不归路”了。可我写的“史”并不属古文学的亡灵，其中上史的作家不少还健在，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用“当代”命名的缘故。　　客：中国古代有江郎才尽的故事，放眼内地学界，也可找到不少这样的例子。你已75岁高龄，快成“无齿之徒”了，难道没有“才尽”之感？　　主：“才尽”应与年龄无关，而与对研究现状、研究题材和研究对象失却敏感相联系。“才尽”的人往往找不到新的学术生长点。我为了将自己和“江郎”区隔开来，近几年在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出书和写论文时均尽可能做到出新，不至于“把破帽，年年拈出”。例如，我于2015年初在长沙举行的第四届“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上发表的《偷渡作家：从逃亡港澳到定居珠海》，以及*近写的《厚得像电话簿的（世界华文新文学史）》，后者就曾被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大报竞相转刊。　　客：你这种年龄老化、思想僵化、等待火化的人，竟然成了“新锐批评家”，真是少见。不过，说香港文坛有个偷渡作家群，这个发明权属于你。你写的境外文学史的确很多，我记得你有一部《澳门文学编年史》还未出版。有人建议你改换门路，因为这些不成为“史”的著作，很容易被他们用后现代的非中心论进行解构。　　主：我的确想改换门庭，我十年前在台北出版的《分裂的台湾文学》，以及武汉出版社即将出版长达近百万言的《台湾当代文学事典》，就是用辞条写的文学史。对拙著提出任何批评意见，我都表示欢迎，但不应由此认为“当代事，不成史”或否定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必要性。我这8种境内外文学史，均是基于自己的史学意识和文学观念，对境内外文学存在的一种归纳和评价，与现代性尤其是与现代的教学和学术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们都富有强烈的当下性与现实感，这既是由选题决定的，也与我的研究兴趣和评论取向分不开。　　客：你说即将出版的《台湾当代文学事典》也是文学史的另类写作，可文学史总应不同于作家小传一类的工具书吧。　　主：你说得对。以台湾成功大学马森为例，他由于缺乏写大规模华文文学史的实践或日文学史理论功底本来就不足，所以他在台北出版的《世界华文新文学史》凡是写到两岸文人、作家部分，大多用早年刘心皇所使用过的“点鬼簿”写法，抄抄生平和排列著作目录了事，故有大量引文的《世界华文新文学史》，不该署名“著”，而应为“编著”。　　客：现当代文学史写作之所以难，在于当代众多作家健在，还无法盖棺定论。　　主：就是要查他们的生卒年，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作家生平的叙述，看似公式化，连中学生都会做，其实这同样包含着学客。以卒年而论，当代文学史上某些作家由于消息闭塞导致其生死不明，而这种消息有的其实已以公开报道的方式出现，另有某些作家因离开文坛太久或居无定所造成无人知其下落。对后种情况，华文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史家，一直难以把握。如马森写到1922年出生的香港老作家岳骞未注明卒年，让岳骞、文晓村、钟雷、云鹤等众多华文作家全活在他的文学史中。　　客：有位资深学者看了你的《台湾新世纪文学史》打印稿后很不爽，他强烈反对用“史”命名。因为以“史”的名义显得过于庄重，还不如用“现场”一类的词好。　　主：这是很不错的建议，“现场”的命名既有学院派的严谨，又有作家智慧的灵动，读之能带给入学术震撼和审美享受。我为此动摇过，很想按他的意见改。不过，后来掂量了一下：蓝海的《抗战文学史》，不就是当时创作的编排和归纳？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框架上与作家作品汇编并无多大的不同。至于今人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则纯粹是批评史家论组成。可见，“史”并不神秘，何况拙著前面有整体勾勒，有史的线索，有不少地方阐明了新世纪台湾文学与上世纪末文学的不同之处。不敢说拙著已全面总结了台湾当下文学发展的规律，但起码描述了当选票变成台湾所有核心价值的新世纪之文学发展之轮廓，其中不乏“两岸”框架下文学对象的经验总结。　　客：你2012年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曾考虑过“台湾新世纪文学”能单独成为一个阶段来写吗？这样论说，能得到对岸的认可吗？　　主：在台湾，除《文讯》杂志2004年10-12月策划过“台湾文学新世纪”专辑外，鲜有“台湾新世纪文学”的提法，而在大陆，“新世纪文学”成为各出版社出版系列丛书竞相打出的新旗号，还成为各媒体讨论的热门话题。不管别人如何评说，重要的是走自己的路。但台湾文学研究在大陆毕竟属边缘性专业，故诸多文学评论刊物，可以对研究大陆新世纪文学一路开绿灯：不是设专栏，就是开研讨会，还出专书乃至套书，可对论述台湾新世纪文学的文章，他们大多以所谓“敏感”为由拒之门外。当然，也有少数文评刊物愿意刊登。既然园地不多，我只好移师到文学圈外的刊物《学术研究》，另交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台湾研究》、《台湾周刊》上发表和连载。在台湾，尽管他们认为我有所谓“预设立场”，但仍欣赏我的历史情结，有《文讯》、《新地文学》、《海峡评论》、《祖国文摘》、《世界论坛报》发了我这个课题的有关论文，让我受到鼓舞，使我觉得自己还未到“古郎才尽”地步，有构思多时的《两岸台湾文学编纂史》、《台湾文学制度史》以及《文革鲁迅研究史》等待我去完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