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献辨伪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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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佟大群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类榜单：社会科学

分类：社会科学 > 社会科学类教材 > 信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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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详情

ISBN：9787520323154
装帧：一般胶版纸
册数：暂无
重量：暂无
开本：16开
页数：275
出版时间：2018-05-01
条形码：9787520323154 ; 978-7-5203-2315-4

本书特色

考察民国时期的文献辨伪，需要综合运用多种理论方法，否则不足以得出较为真切的认识。在全面回顾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佟大群著的《民国文献辨伪学研究》分九章，对这个牵涉颇广、意蕴丰富的学术现象进行了系统探究。其中既有人物研究，也有学案研究；既有部类文献研究，也有代表论著研究。本书的篇章架构和内容，兼顾了人物与事件、专题与个案、纵向与横向、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从文献辨伪与时代变迁、社会发展、文化转型之间关系的角度，探究民国学人，如何在文献辨伪活动中，实现思想和学术、传统和现代、继承与创新之间的互动与融合，从而推动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及社会的发展进步。

内容简介

民国时代是中国文献辨伪学发展史上一个异常活跃的阶段。民国文献辨伪学是一个颇受学界关注的问题。但是迄今为止，未见有人真正从“文献辨伪”的角度，解读这个广为人知的“文献辨伪”问题。本书是国内**部系统研究民国文献辨伪问题的专著，是作者《清代文献辨伪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的姊妹篇。本书在全面回顾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理论方法，从文献辨伪与时代变迁、社会发展、文化转型之间关系的角度，探究民国学人如何在文献辨伪活动中，贯彻其融合古今、中西的“文化自觉”。本书篇章架构和内容，兼顾了人物与事件、专题与个案、纵向与横向、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作者提出，民国时代的文献辨伪，既非单纯的文献整理问题，也非单纯的学术思想问题。在思想上是叛逆与救赎之间的博弈，在理论上是技法和心法之间的纠结，在方法上是证真与证伪之间的彷徨，是一场影响深远、发人深思的文化运动，是一次试图沟通整合古今、弥缝中西而未竟的文化革命。认识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评估这场立意高远的文化“破坏”、接续这条已然断裂的文化传统，是一个严肃的“世纪命题”，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节选

　　《民国文献辨伪学研究》：　　四是非得失　　（一）“伪作说”的方法局限　　作为“刘歆伪作说”的集大成者，康有为以一部《新学伪经考》而青史留名。康有为在论成“刘歆伪作说”的过程中，基本使用了所谓“《史》《汉》对校”的方法，或称“班马异同法”的方法。文献互勘，或称“以古书论古书”①，古往今来，都是学术研究中*为广泛使用的一种办法。只要运用得当，就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康有为等人“刘歆伪作说”的成功，缘于此；失败，亦缘于此。　　有关康氏方法论的局限。钱穆说道：“今文学家遇到要证成刘歆伪作而难说明处，则谓此乃刘歆之巧，或遇过分矛盾不像作伪处，便说是刘歆之疏或拙。”②这是一种“左右逢源”，厚诬古人的做法。　　钱穆又说道，究其实质，这些今文学家，“先存一个刘歆伪造的主观见解”。故而，一见刘歆主张“汉应火德”，便疑心汉初的“尚赤”是刘歆的伪造，并根据五行生克，推测秦人的“初祠白帝”也是刘歆伪造的；又见刘歆说少昊为五帝之一，便怀疑凡是述及少昊的文献，尽是刘歆伪造。进而认定，《左传》《国语》《吕览》《淮南子》以及《史记》等一干传世文献，“全靠不住了”③。　　总而言之，在钱穆看来，康有为学说中，一个*严重的逻辑缺陷，就是“事先假定”刘歆作伪，进而把“刘向云云”一概认定为刘歆之假托，从而“把刘向以前的一切证据一概抹杀”，将所有“罪状”统归于刘歆一人。这就是康有为等人主张的“今文家法”④。　　钱穆的上述质问，直指要害。想必康圣人再世，也百口莫辩。如果对于钱穆的诸多质疑，一时难得其要领。我们不妨参看杨宽先生对“《史》《汉》对校法”的批判：这是“意为进退，初无所据”⑤的“玄学之考证方法”①。康有为当时为证成己说，不惜断章取义、先人为主的做法。实际上，已不是“文献互勘”的局限，而是其学术思想的局限。　　（二）“伪作说”的思想局限　　人们有关“刘歆伪作说”思想局限的讨论，大都集中在刘逢禄、康有为二人身上。以刘逢禄力证《左传》之伪为例。刘逢禄通过证《左传》之伪的方式，鼓吹“公羊经学”的思想色彩极为鲜明，这是人所共知的一个问题。对此，有学者指出：清代的文献辨伪学“几乎脱离了学术的正轨，如野马之狂驰肆骋”②，刘逢禄应对此负责。　　笔者以为，如是批判，颇值得商榷。无独有偶，康有为的证成“刘歆伪作说”，其通过文献辨伪而实现政治目的的旨归，也是尽人皆知的历史事实。对此，钱玄同、顾颉刚等人都曾言及。这也是康有为学术中*为人所诟病的问题。　　即便如此。我们应该对“刘歆伪作说”的“思想局限”，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应该说，有价值述求的学术研究，是古今中外都曾存在的文化现象。纵观中国文献辨伪学史，这个现象依旧存在。　　笔者曾在《清代文献辨伪学》（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中，对清以前及有清一代近两千年间“文献辨伪”中的“卫道”问题，给予了格外的关注。经研究发现，以辨伪“说法”，以辨伪“卫道”，是中国文献辨伪学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　　如果说，“准以六经”，以辨伪“说法”，以辨伪“卫道”，是中国古代文献辨伪学的局限，那么应该说，以辨伪实现“批判封建”，以辨伪从事“文化重建”，无论是现象抑或实质，均已超出了“纯学术”本身，而颇有“卫道”的意味。　　……

作者简介

佟大群，男，1979年生，辽宁锦州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员，国家公派留学归国人员（早稻田大学），曾获吉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吉林省拔尖创新人才等奖励和称号。多年致力于清史及文献辨伪学史研究，已出版论著多篇（部）。2010年，得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先生、南开大学白新良先生推荐，作者的同名博士学位论文——《清代文献辨伪学研究》，获“清史纂修工程?研究丛刊”立项资助，201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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