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第一辑

　　《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辑）》：　　回想起来，我在文学所三十多年，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研究文学史，主要是唐代文学。在多年与老先生们的接触中，我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们与前人有所不同。在座的同学们也好，我们也好，读书是为了科研，往往是领了任务，为了从中寻找问题来做文章而读书，号为“占有材料”，但前人们、大师们好像不是这样读书的。他们从小念书就是念书，至少有一段时间是这样。俞平伯、钱锤书他们念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的时候，并不是为了要写什么文章，而只是按部就班一本本这么念过去。念多了，积累厚了，学问大了，自然会发现一些问题，让他们写文章，他们就能写，写起来能够触类旁通，左右逢源。这跟我们研究什么，准备写什么，才去念什么，是很不同的。我们基础薄、眼界窄，往往就事论事而已。为写文章而念书，往往目标明确，这当然也好，但往往自己划的范围不大，只是为写而念。这也是我们自身的条件和环境决定的。　　我觉得自己现在比以前好些，读书比较自由了。不过，完全自由随意也不可能。我的读书经历使我常常想起自己刚到文学所的时候，古代室主任（当时还称研究组组长）余冠英先生与我的谈话。那是**次和余先生谈话。他说：“不要以为你在大学里已经学得不错了。分到我们这里来，给你三年的时间，你要好好补课，三年以后看能不能胜任研究工作。如果能做，你就留下来，如果不能，三年后就只能调走。你们来之前，刚调走了一批年轻人，当然都给他们安排了很好的工作，但是我们要选择特别有培养前途的人留下来。”这个话给我的压力很大，尤其是“补课”两个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用现在的话来说，余先生这次谈话的关键词，就是“补课”二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我发现，实际上确实是在不断地补课，余先生讲得真是中肯，可谓一语中的。比如中国文学史，在大学里，只学到了一些基本的东西，上的课只是中国文学中非常小的一个面，很多是浮皮潦草地过去，只有几门专题课稍微细一点，要做具体研究必须重新学习，然后深入钻下去。在文学所，我长期地补唐代文学的课。现在因为要研究中国诗歌传统，不得不补更多的课。其实，补课并不是倒退，而是开新，对我自己来说，是开辟新领域。　　*近我在重新补读《诗经》。讲中国诗歌传统，绕不过《诗经》，可我对《诗经》却没下过功夫。这对我来说是个非常大的缺陷。这方面，徐公持就比我强多了。他的硕士论文是《诗“兴”发微》，他那时候已经对诗“兴”进行“发微”了，并以这篇论文进了文学所。但是我以前没有好好读过《诗经》，只是看过一些选注、译本，这当然是不行的。书到用时方恨少，所以我的体会是一些基本典籍还是越早读，读得越全、越系统越好。　　我们现在做的课题叫做“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研究”。诗歌，以前都是讲抒情，“诗言志”“诗缘情”。再加上1971年旅美学者陈世骧先生在美国亚洲学会做了一个学术报告，讲“中国文学就是一个抒情传统”，拿来跟以“叙事”为特色的西方文学比较。陈先生的观点传到台湾后引起了轰动，抒情传统的研究和阐发形成一股思潮，延续了四十年。当时中国还在“文革”期间，因此对中国大陆的影响不大。等改革开放后，影响逐渐大了起来，我也就知道了。但看了陈先生的文章和一些台湾学者的论著之后不禁产生疑问：难道中国文学只有一个抒情传统吗，有没有叙事传统呢？叙事传统是不是迟至宋元小说以后才开始的呢，此前是否存在？古代文史不分的情况又该如何看待如何解释？诗歌中，比如《诗经》作品中有无叙事成分呢？讲中国的文学传统是不是应该讲“两个传统”呢？从文学史的实际情况看，单用抒情传统来贯穿，把抒情传统说成唯一，显然有些片面，用叙事传统与之并列来讲，以两大传统贯穿文学史，似乎更为恰当，于是就有一个如何对待风行了四十年的“抒情传统说”的问题。我认为，这说法并不完全错误，个别学者一反旧说对其全盘否定，这个弯怎么转过来的，我不明白。我们可以对抒情传统说做出批评、修正或补充，但我不赞成简单批倒。对这类学术问题，我主张中庸一些，要以“文革”“推翻”“打倒”式的批判为戒。我注意到《文学评论》现在也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发表过我们课题组中一位年轻同志李翰的文章，我们非常感谢。*近还发了一篇李春青谈抒情传统的文章，虽然我的观点与他不完全一致，但此文理论水平很好，值得学习。就这个问题而言，我觉得可以各有各的角度，百家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