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经学史论

《北宋经学史论》：　　一、关于经学“新风”的出现，不能仅仅看作是反拨《五经正义》定于一尊的产物，我们有必要把它放到儒学复兴的大环境中去理解。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科举制度的弊端日趋严重，选拔出来的人才或不通事务，或不修德行，或不求理道，当时人如杨绾等已有所论，而科举制的弊端更导致了教育的衰败、师道的不尊、学风、士风的浇薄。人才可以说是国家的支柱，如果无从培养和选拔人才，那么国家的振兴乃至维持都是相当吃力的。于是，重振儒学，以之来修正科举、教育中的种种弊端，造就和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成了统治者和士人的一致要求。从上文所引马宗霍先生所述大历以来的经学发展实际来看，啖、赵《春秋》学派在舍经求传方面是有代表性的，也确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它并非只是对《五经正义》独尊地位的一种反动，其轻章句而重义理的意义不仅在于科场①，也在于教育以及现实政治等方面，可以看作是复兴儒学的一种表现。吕温曾有这样一种求学思想：“儒风不振久矣！某生于百代之下，不顾昧劣，凛然有志翘企圣域，莫知所从，如仰高山、临大川，未获梯航而欲济乎深而臻乎极也。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资道丧八百年矣……夫学者岂徒受章句而已，盖必求所以化人，日日新，又日新，以至乎终身。夫教者岂徒博文字而已，盖必本之以忠孝，申之以礼义，敦之以信让，激之以廉耻，过则匡之，失则更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至乎无瑕。”（《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从他后来受学于陆质（淳）并被陆氏寄予厚望、视作传人以发扬其学来看，吕温对啖、赵《春秋》学复兴儒学的一面是颇有认识的。其二，从思想领域来说，儒佛道“三教争衡”贯穿始终、愈演愈烈，尽管儒家经学仍然是统治者认定的正统思想，但佛道也都得到了大力发展，甚嚣尘上，而儒学的影响则日见衰微，如韩愈在《原道》中即指出：“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人于彼，必出于此。人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而佛学尤具影响，以至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推为隋唐之时代思潮。①因此，轻章句注疏而重义理阐发、倡扬儒家道统与佛道对抗、挖掘儒家经典中有关心性的理论与佛道一较短长等，逐渐成为经学领域的新动向。其三，就安史乱后的政治局势来说，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等问题日趋严重，迫切需要重新阐扬儒家思想来挽回世道人心，以巩固封建统治。于是，在经学领域，在训释经典以及依经立义的著作中，尊王攘夷、君臣之分、忠君守礼等观念得到了突出的强调，而《春秋》学于此兴起也就势所必然了。二、中晚唐经学的“新风”具体表现为舍传求经、以己意解经和原经求道、依经立义两大方面。②在这里，我们可以举啖、赵《春秋》学派和韩愈、李翱等人的经学为例。关于啖、赵学派，其现存著述为啖助弟子陆质（淳）撰著的《春秋集传纂例》十卷、《春秋微旨》三卷、《春秋集传辨疑》十卷，此三种书乃陆氏在纂录啖助、赵匡二人学说基础上的进一步整理，因此可以视为此一学派及其学说的代表性著述。对于啖、赵学派的学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学风上舍传求经、会通三传；二是在内容上关于《春秋》的主旨以及三传的得失的阐释。关于前者，啖氏说得极为清楚，他在评论《春秋》经、传、注疏时指出：“微言久绝，通儒不作，遗文所存，三传而已。传已互失经指，注又不尽传意，《春秋》之义几乎泯灭，唯圣作则譬如泉源，苟涉其流，无不善利。在人贤者得其深者，其次得其浅者。若文义隐密，是虚设大训，谁能通之？故《春秋》之文简易如天地焉，其理著明如日月焉。但先儒各守一传，不肯相通，互相弹射，仇雠不若，诡辞迂说，附会本学，鳞杂米聚，难见易滞，益令后人不识宗本，因注迷经，因疏迷注，党于所习，其俗若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