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连接者

生活在网络乌托邦 1907年春天，毕加索到访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位于巴黎的寓所。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正好路过，带来了他从巴黎商人埃米尔·海曼(Emile Heymenn)那里买来的非洲雕刻——一个由科特迪瓦西部但族人制作的面具。毕加索被这件作品迷住了，随后拉着好友安德烈·德兰(Andre? Derain)前往巴黎一座致力于人类学研究的博物馆——特罗卡德罗民主志学博物馆(Trocadero Museumof Ethoology)参观。起先，毕加索对这座博物馆很反感:“面具散发出来的那股味道简直扼住了我的喉咙，我特别失望，恨不得马上离开。”30年后，毕加索再次提到这座“令人讨厌的博物馆”，称自己仍然常常回想起当时的景象和气味。 毕加索能够克服对面具气味的反感，对绘画艺术来说，实为一大幸事。毕加索回忆说:“我强迫自己待在里边，仔细观察这些面具。人们怀着神圣的、敬畏的心情创造了这些物件，把它们当作人类与一切不利的、未知的自然力之间的媒介，赋予它们形式和色彩，希望借此来克服内心的恐惧。于是，我明白了绘画的真谛。”特罗卡德罗之行标志着毕加索进入了艺术创作的非洲时期，毕加索将其称为“黑色时期”。同年晚些时候，毕加索创作了杰作《亚威农的少女》，这幅画粗暴地展示了五个少女的裸体形象，其中右边两个裸女面容狰狞，与西非面具的脸庞十分相似。毕加索是名副其实的非洲艺术品收藏家，他工作室的墙壁上挂满了各种非洲面具和小雕像。晚年，在 《音乐家和吉他》等画作中，毕加索对他的非洲创作主题进行了总结。在探究毕加索运用反向凹凸线条处理人物面部的技巧，以及使平面图形具有立体几何图形效果的技巧(即立体主义)的基本手法时，学者们发现，这一切都源自非洲艺术品带给他的灵感。毕加索对非洲艺术品的独特鉴赏力还让他有机会与部分非洲杰出的知识分子对话，这其中就包括塞内加尔独立后的首位总统利奥波德·桑戈尔(Le?opold Senghor)。桑戈尔向毕加索关于非洲主题的创作以及对非洲独立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将自己的首部诗集《阴影之歌》中的一首诗作《黑色面具》献给了这位画家。 毕加索因为一次不期而遇和非洲艺术品结缘，随后，又因一次博物馆之行而对非洲艺术着迷。当然，只有全力克服了对非洲面具的抗拒，他才得以与诸如桑戈尔这样的非洲领导人进行对话。 要是马蒂斯生活在当今社会，我们不由会产生这样的联想:马蒂斯刚刚入手了一个但族面具，把照片上传到了Facebook上;毕加索看到后，疯狂地在谷歌上搜索相关图片。实体世界里，我们很难发现自己与陌生事物的联系，很难受到感染和启发;通过电脑屏幕，这一切就容易得多了。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学者罗杰·鲍恩(Roger Bohn)和詹姆斯·肖特(James Short)计算出，美国民众平均每天接收信息的时间为11.8小时，获得信息的渠道有广播、视频、印刷刊物、电话、计算机、电子游戏以及录制音乐等;当然，我们也用很小的一部分时间来亲身经历以获取信息。而越来越多的时间，被我们用来花在社交媒体上，持续关注着朋友和家人生活中的细枝末节。据统计，目前，仅Facebook一个网站，平均每天就要占用每个用户13分钟的时间。而剩下的时间，人们则用来自我消遣，听音乐、看电视或是观看YouTube网站上可爱小猫的视频。 新闻、社交媒体、文化传媒是我们获取信息、形成认知和价值观的三种渠道。当持续听到有关某个人、某个地点或者某次事件的消息时，我们就会下意识地认为这是重要的，并对其投以更多的关注。然而，尽管互联网的强大之处正是让信息的传播不受时空限制，事实上我们获取的大多数信息还是来自自己所处的生活环境。 从某种程度上看，人们设计的信息传播工具恰恰体现了这种偏向，即我们往往对发生在周遭或者亲友身上的事情投以更多的关注。报纸上和广播中对当地新闻的报道要远多于对国际事件的报道;国语电视和电影更受人们青睐;我们总是在Facebook上与高中时期的伙伴互动，却不常通过社交网络结交陌生人。虽然通过谷歌等强大的搜索引擎，想要观看尼日利亚的电影或者获取印度尼西亚的新闻并不困难，然而这些工具还有另外一个弊端:它们通常提供我们感兴趣的信息，而不是我们真正需要获得的信息。 这些偏向意味着，若想和毕加索一样，因某一时刻与陌生事物的邂逅而激发灵感，我们需要加倍努力。同样，面对联系的潜在危险，我们也需要尽力设计出具有警示作用的信息工具，将流行性疾病、金融危机或煽动性视频等扼杀在摇篮里。互联网不是魔术师，不可能凭空将我们转变成世界主义者;因此，想要将联系的好处扩大化，把伤害降低，我们就必须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建立连接世界的有效信息工具。 1993年，霍华德·莱茵戈德(Howard Rheingold)出版了《虚拟社区》(The Virtual Community)一书，总结了他对包括互联网中继聊天(Internet Relay Chat)等早期电子论坛的思考。互联网中继聊天创立于1988年，是一个以文本为基础的实时聊天系统，至今仍然活跃于科技领域。《虚拟社区》把“实时部落”和“日本与网络”等作为章节标题，指出网络对话与传统对话相比，将会更加包容、公正且具有全球性。“来自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韩国、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以及美国的万千用户，同时汇集于一个跨文化书面交际平台——互联网中继聊天。”而莱茵戈德的疑惑是:“要是让一切文化产品都不再发声，只以书面形式进行交流，那我们将会迎来什么样的文化?” 利用新兴科技改变陌生人交往方式的设想并非莱茵戈德首创。《经济学人》的编辑汤姆·斯丹迪奇(Tom Standage)在他的著作《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The Victorian Internet)中，对一位当代评论家所称的“思想高速公路”(即电报通信)做出了概括性的积极预测。书中，斯丹迪奇引用了大量例证，其中提到了连接美英两国的海底电缆，这项工程的收官让历史学家查尔斯·布里格斯(Charles Briggs)和奥古斯都·马弗里克(Augustus Maverick)不禁断言:“现在，地球上的所有民族都能通过它交换意见，那么过去的成见和敌对应该都不复存在了。” 飞机的问世也引发了类似的言论。伦敦《独立报》在评论路易斯·布莱里奥特(Louis Ble?riot)飞越英吉利海峡的壮举时称，这次飞行象征着和平时代的到来，因为飞机“使人们变得亲近，亲近是友爱之源，而非仇恨之本”。相似的还有，霍华德·塔夫脱(Howard Taft)总统时期的美国国务卿菲兰德·诺克斯(Philander Knox)也曾预言，飞机将“拉近各民族之间的距离，从而消除战争”。 无线电先驱伽利尔摩·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于1912年接受采访时称:“无线通信时代的到来预示着战争将不复存在，战争将成为荒谬之举。”虽然一战的爆发让马可尼的言论不攻自破，但实际上，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对于无线电的前景更为看好。特斯拉曾说:“一旦人们完全掌握了无线电技术，整个地球将成为一个巨大的大脑......无论相隔多远，人们都能够瞬间实现彼此交流。” 特斯拉是一位天才预言家，他在1926年提出的设想竟然准确得令人惊讶。他说:“通过电视和电话技术，即使相隔万里，我们也能够清楚地看到和听到对方，就像面对面一样;并且，这类通信工具与我们现在使用的电话相比，将会便捷许多，人们甚至可以将它放在上衣口袋里随身携带。” 对于任何一个见证了互联网发展的人来说，这样的言论并不稀奇。正如历史学家、技术哲学家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所言:“任何一项具有重大推动力和实用价值的新技术问世，都会在远见卓识者之中掀起一股热潮，期盼乌托邦式的社会秩序的到来。”那些帮助人与人建立起彼此之间联系的科技(例如飞机、电报和无线电)，能够唤起人们对于美好世界的无限憧憬。从这个角度看，互联网被赋予了建筑学的意义——互联网就是一个搭建起关系系统的网络;而过去10多年关于它的大量记录确保了在这个依靠联系发展的世界里，互联网成为关注的焦点。人们对互联网的期望是极高的，一个新词应运而生，即“网络乌托邦主义”(cyber utopianism)。 “网络乌托邦主义”一词原本含有贬义，用以讽刺那些想法不切实际、极其幼稚的人对科技的过度幻想，以及对社会治理的片面理解。奇怪的是，这个词现在常常被当作褒义词来用。另一个感情色彩较弱的词 “网络怀疑论”(cyber skepticism)，用来指代认为互联网科技会损害我们的社会，导致粗俗的语言泛滥，并且激化矛盾的观点。然而，无论哪个词汇更加贴切，我们都不应该忘记“网络乌托邦主义”的诉求和初衷。 一次，我在使用Skype与莱茵戈德进行通话时，提到我有意在本书有关“网络乌托邦主义”的探讨中引用他的部分观点。一提到这个词，莱茵戈德便显得有些不安，我原本以为他会挂断电话。但是，他在稍作镇定后，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废奴主义者也是乌托邦主义者。”在后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莱茵戈德对这句话做出了解释。 我对那些可以促进集体行为的工具所蕴藏的潜能特别感兴趣，但正如我在《聪明的行动族》(Smart Mobs)中提到的那样，人们聚集在一起可以行善也可以作恶，一旦升级为集体行动，这两种行为的影响都会被扩大......因此，在乌托邦主义的旗帜下，所做的并非都是坏事，废奴主义就是很好的例证。 莱茵戈德的解释提醒我们，不要与我们的对手争辩。“网络乌托邦主义”是一个相当别扭的词汇，它将两个原本就不浅显的概念结合在了一起，其实很难站得住脚。互联网建立起来的联系势必会增进人们对世界的了解，推动世界和平的进程，这个观点毋庸置疑。而科技对我们熟悉且在意的人或事所带来的影响则更为复杂，这值得我们深思。正如阿皮亚对世界主义的阐述，面对建立文化联系的可能性，我们仅有热情是不够的，还要靠数字技术和其他手段。“数字世界主义”与“网络乌托邦主义”不同，它要求我们承担起责任，让隐藏的联系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