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作品句读系列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上中下卷)/邓晓芒作品

　　就是说，思辨理性虽然不能介入实践理性的事务，实践理性的法则也不受思辨理性的束缚，但思辨理性毕竟通过收缩自己的运用范围于经验现象之中，而为在超经验的自在之物领域运用实践理性留下了余地，也就是为人的自由意志的行动留下了余地。对于人的认识来说，自在之物只是一个空位，一个虚无，但这个虚无并没有导致虚无主义，恰好相反，它是我们用自己的自由行动去超越认识、创造价值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这个虚无，一切都由自然规律及对它的认识规定好了，不可能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那倒是成了价值虚无主义。所以康德把认识和实践截然割裂开来，看起来好像不近情理，其实蕴含着很深刻的意义，就是在当时科学主义盛行一时的情况下，通过这种方式为人的自由、为道德和价值留下余地，使它们不至于被科学完全分解和解构。但他也并不排斥科学，恰好相反，他认为科学在认识领域当然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在道德实践领域，它虽然不能直接规定其原则，但却能够通过思辨理性“催促”我们“在可能的时候用理性的实践依据去充实那个位置”。也就是说，科学或思辨理性虽然不能解决道德和信仰问题，但它却能够提出一些“理念”，如自由意志、宇宙整体和上帝，这些理念虽然不是认识对象，在恩辨理性自身的领域里面都是“空的”，但它们都是高悬在我们面前的理想目标，使我们在运用实践理性指导自己的行动时有了确定的方向。所以这些理念虽然由思辨理性提出，它们的实在性却不在思辨理性中，即不在认识领域，而在实践领域，它们是能够切实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的。所以康德讲的“可能的时候”就是指当我们从思辨理性转向实践理性的时候，这时我们就可以使思辨理性所提出的理念具有了实践理性的实在性，从而“充实”了思辨理性预留出来的“那个位置”。　　这下面又有一个注释。这个注释是针对整个“哥白尼式的革命的”一种再解释和进一步比较。前面讲到哥白尼式革命只是讲了从“知识依照对象”颠倒为“对象依照知识”的模式，这里却进一步指出这种颠倒的更深层次的意义。　　所以，天体运动的核心法则使哥白尼一开始只是认作假设的东西获得了完全的确定性，同时还证明了那使宇宙结合的看不见的力（即牛顿的引力），这种力如果不是哥白尼大胆地以一种违背感官的、但毕竟是真实的方式，不到天空中的对象那里、而是到这些对象的观察者那里去寻求所观察的运动的话，是永远也不会被发现的。　　就是说，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是后来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这个“天体运动的核心法则”的前提，万有引力定律使哥白尼学说获得了*终的确证，它不但确证了哥白尼学说，而且还证明了万物中都隐藏着一种力，但这种力也是由于有了哥白尼预先把运动归之于主体而不是对象才得以可能被发现出来的。当然，康德对哥白尼的这种解释历来也受到不少的怀疑，而且把运动归于观察者而不是观察对象是否就是发现“力”的先决条件，也还值得商讨。有人就认为哥白尼使观察者（地球）运动起来并没有提高观察者的地位，相反是贬低了他的地位，他不再是宇宙的中心了；因此他们甚至认为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才是真正的“地心说”，即人类中心说，所以康德的革命和哥白尼的革命恰好是相反的。不过要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看，康德的说法还是有道理的，这就是把哥白尼革命不仅仅看作一种宇宙模式的交革，而且看作一种思维方式的变革。所以康德在这里强调的并不是究竟应该以哪个为中心，是地球还是太阳；而是强调一种从对象反思自身的思维方式，即不顾对象在我们的感官中呈现的样子，甚至违背这种直观的证据，而到我们自身中去寻求感官为什么会呈现出那个样子的主观根据。而这种思维方式的变革就是一个飞跃，或者说“升起了一道光明”，人们面对自然界就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他的思维层次就从感官的直接性而提升到了对“看不见的”东西进行反思的水平。这种水平无疑是牛顿能够提出万有引力并将其制定为天体运动的核心法则的一个思维方法上的前提。从这种立场来看，康德所说的并没有错，而那些指责他的人倒显得过于浮面和小家子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