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正传

附录 为什么给杜月笙立“传”
徐铸成
从1959年《辞海》开始编写起，我就断续地参加了一部分工作。当时有些戒律，活着的人一律不收入辞书，说是尚未“盖棺论定”，怕以后有变。在那个年月，也真是难说的，说不定哪一天狂风飙起，会有一批原来是十全十美的好人，被涂上各种颜色，甚至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对于已经过去的近、现代人物，也限制很严，好人，只收到某一“级别”，而且要用阶级的显微镜看看，是否有瑕疵。坏人，则除大奸大恶外，从严收录。进入辞书，仿佛是一种政治待遇。
当时的报刊、书籍，谈今说古，选题标准大抵也是如此。
十年动乱，把现实和历史隔绝了！
许多历史书籍以及珍贵史料，都被目为“四旧”而被破除、焚化了。
造成的后遗症之一，是使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对昨天和前天的茫然无知。
记得“四人帮”垮台的次年，我曾看过一次话剧《西安事变》，发现前后左右有些青年观众，不时窃窃私议：张学良是怎样的人物？杨虎城是否地下党员？宋子文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端纳又是什么角色？当时我曾默想，这种情况，过去有过没有？我们在青年时代，对于已过去四五十年的人物、事件，如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以及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八国联军等等，虽然不是“如数家珍”，大体总还是了解的，因为中小学就有历史课，记述往事的文章、笔记随时可以看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切拨乱反正，讲求实事求是。关于历史的书籍，出版得多了，许多曾有争议的历史问题，通过讨论，逐一得到比较一致的结论；很多被歪曲过的人物，也已还其本来面目。这个风气的开创，已为繁荣文化、提高精神文明，打下了基础。
在这种风气的鼓舞下，这两三年来，我不揣愚陋，把过去的经历和见闻，系统或片断地陆续写了出来，迄今粗粗估计，约达七八十万字，分别在上海、四川、香港出版了四本书，算是对喜出望外的新时代——真正有了希望的时代，尽一点绵力。
去年夏天，朋友们鼓励我写一篇杜月笙传。我认为，以这个人物为核心，特别对青年读者介绍一点旧上海、旧中国的概貌，作为“温故知新”，是有一定意义的，因此，轻易地接受了这个建议。想不到在铺纸落笔时，困难就一个接一个地来了，首先是我对这个人和这个“社会”的了解不全、不深；其次，所能搜集到的材料也不够系统、真实。
还有，当报纸将连载的预告刊出以后，他的家属以及海内外多少和他有点关系的人，相当敏感，怕我会大加“讨伐”。这也难怪，因为“久已夫”所形成的风气，写好人要好上加好，从来没有一点缺失，而且三代都是革命至少是进步的。坏人要坏上加坏，红眉毛，绿眼睛，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哪怕是极小的好事也没有做过，即使有，也一定是“两面三刀”，伪装骗人。杜月笙是横行上海、闻名中外的大流氓，又是“四一二”反革命事件的帮凶，自然不在话
下了。
能不能突破这个“框框”，对这样一个人物，也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来加以介绍呢？我想试试。
硬着头皮，伏案写了一个夏天，总算把它写出来了。常常是满头大汗，主要倒不是溽暑，而是对有些材料的考证、取舍，很费周章。还有，如果不把当时的背景和关联的人物交代清楚些，中年以下的读者怕不易了解；而把材料铺得太开阔，又怕失去“正传”的主题；对于一事的功罪，究竟如何才评议得恰如其分，当然更要反复推敲。我的想法，即使像这样一个反面人物，也不该对他乱泼污水；他曾经做过的一些好事，不必乱猜他的动机如何，而不予肯定。
评议历史人物，该像“庖丁解牛”一样，摸清情况，一刀下去，骨头是骨头，肉是肉，分解得清清楚楚。我没有学好历史辩证法，所操的，是一把钝刀，肢解的结果，自然难免有骨肉不清，甚至连皮毛也没有刮净的地方。
前面的几段，陆续在报上刊载后，据朋友们告诉我，在邮局报亭前排队买报的，还是中老年的同志为多，可见我写的还不够通俗。因此，在写后面几节时，在这方面就多加注意。浙江人民出版社愿出单行本，我又从头加以补充整理，吸收了读者提供的大量宝贵材料，并加了一些注释。当然，缺漏和不实的地方，肯定还是不少的。
写成以后，我曾去苏州、无锡及故乡宜兴游览了半个月，曾接触不少青年工人、职员，当我被介绍说是“老报人”时，一般是茫然的，后来提到*近曾写过“杜月笙”，青年们就点点头，含笑相问，仿佛是老朋友了。
这使我很有感触。由此可见，青年们是多么需要历史知识，特别是近、现代史。除正规的、系统的历史著作和课本外，笔记、野史、人物传记，都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因为经过“那个”十年，留着很大一段空白呵！
这个“正传”，是一个尝试，我今后还打算写点其他人物。特别想抛砖引玉，希望更有条件的同志们，响应党的号召，多写出有关近、现代史的好书来。
1982年春节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