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性格

封建之国体，好比人有寿限。初定如少年；中兴如青壮年，大抵生气勃勃，仿佛前途无量；而没有谁的青壮年期是无限长的。中兴一过，似夕阳西下，晚衰开始了—— 也没有谁能长生不老。此自然规律，不以人之意志为转移。不可抗拒。胡适一心想要促进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融合，引导中国从西方现代文化中取长补短，却在很长的时期里被故意误解，仿佛民国以来中国文化方面的所有“坏事”都是胡适挑头干的，仿佛他是“帝国主义”的“文化间谍”—— 这被颠倒的历史，若不恢复原貌，一切中国人今日又有何颜面谈什么文化呢？嵇康、陶渊明们的人生，从来不曾真的是古代文人的理想。恰恰相反，山涛与王戎的人生，才真的是古代文人们的夙愿。凡那作诗赋词撰文颂扬嵇康的文人，大抵是想入仕而久拂其愿的文人。一有机会，十之八九都想走山涛与王戎的路—— 这与文人们的普遍道德关系不大，实乃社会形态所决定。若古代文人可像近代的文人一样，当不成官还可当教授、作家、编辑家、出版家，所谓“竹林七贤”当时也就不存在了。即或存在，也不构成一个历史话题了—— 那还有什么值得论道的呢？嵇康的死，只有一点仍具有现实社会启示性—— 一个好社会，应如尊重人的隐私一样，尊重人的立场选择。进言之，在中国，文化知识分子对嵇康们的同情文章少了些，肯定意味着政治开明了些；对李白的热捧文章少了些，意味着政治又开明了些；对杜甫的崇敬文章少了些，则不但意味着政治开明，而且意味着社会祥和了；而文化知识分子都带头学陶潜了，则不但意味着社会祥和了，还证明乡村生活比城市生活更美好了—— 斯时，中国梦大致成真也。帝王统治不可能完全不依靠思想力。儒家思想乃是帝王们唯一明智选择的思想力，所以他们经常对儒家思想表现出半真半假的礼遇和倚重。这就形成一种王权对社会思想的暗示—— 于是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或曰中国文人，越来越丧失了思想能动力，代代袭承地争当儒家思想的优秀生，做不做帝王老师都不重要了，能否进入“服官政”的序列变得唯一重要了。当前，“儒家文化”似乎渐热，对此我是心存忧虑的。当社会还无法满足普通的平凡的人们的基本拥有愿望时，文化的*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应时时刻刻提醒着社会来关注此点，而不是反过来用所谓不平凡的人们的种种生活方式刺激前者。尤其是，当普遍的平凡的人们的人生能动性，在社会转型期受到惯力的严重甩掷，失去重心而处于茫然状态时，文化的*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不可错误地认为他们已经不再是地位处于社会**位置的人们了。古今中外，所谓文化，确乎的，从来都打上阶层的烙印。而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乃是—— 阶层文化的烙印越来越式微，文化品质的一致性越来越成为大方向。进言之，即—— 社会地位不同的人们，经济基础不同的人们，在文化方面却越来越难以分出趣味之高低；所谓“上等人士”未必同时便是文化优上者，所谓“下里巴人”未必不是“腹有诗书气自华”者。而大多数人，只要愿意，不但是文化受众，还完全可以是好文化之提供者、传播者。清朝的完结，不但是古老的封建国体之崩溃，也是封建文化之文化中心地位的动摇和丧失过程。封建国体与封建文化，如蛤蜊的双壳，是缺一不可的“配套”。比作蛤蜊而非蚌，是因为壳内绝对不会产生珍珠。中国之学界有种长久的通病，便是对所谓经典的一味赞美。尤其是成了靠宣讲经典吃饭的人以后，更是习惯于论瑕为美。仿佛不如此，所捧的饭碗就低等了似的。在此点上，不要说不及西人治学的客观了，就是连致力于传授的古人也不及的。后者们对所谓经典也还是具有批判精神的，且能在批判中贡献新思想。而当代的靠宣讲经典吃饭的人，大抵本无独立见解，所以不敢批判，也就只有一味赞美。明之所以统治了二百七十七年，很主要的原因是沾了人口红利的光。明初的六千余万人口，至后期已逾两亿了。如此之多的人口，对经济基础起到不言而喻的支撑。而经济基础“造血”功能的殚精竭虑，使上层建筑的大厦得以较长期摇而不倒。如大船，哪漏补哪，延缓倾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