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戊戌集:宋元明清文学论稿

　　《戊戌集：宋元明清文学论稿》：　　民歌的流传有一定的区域，明代民歌也是如此。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就记载了明代民歌的流行区域，“元人小令行于燕、赵”，“中原又行《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属”。“《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干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纽丝》之属”，流行于“两淮以至江南”，“《打枣竿》、《挂枝儿》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举世传诵”，《山坡羊》，“今南北词俱有此名。但北方惟盛爱《数落山坡羊》。其曲自宣、大、辽东三镇传来。今京师妓女，惯以此充弦索北调。”在沈德符之前，李开先就已经注意到民歌曲调的地域性，“京韵、东韵、西路等韵，放之不可不亟”①。这种创作和传唱于某一区域的民歌，必然带有当地的地域特点。　　民歌的地域特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方言土语，中国地域辽阔，方言众多，虽同属汉语，语音、词汇大不相同，而民歌都是各地田夫野竖、市井细民所作，大多带有本地的方言。王世贞《艺苑卮言》：“吴中人棹歌，虽俚字乡语，不能离俗，而得古风人遗意；其辞亦有可采者。”我们看看冯梦龙编的《山歌》就能知道，其中就有不少吴语方言。冯梦龙在《山歌》开卷**篇篇末就告诉读者：“凡生字、声字、争字，俱从俗谈叶人江阳韵，此类甚多，不能备载。吴人歌吴，譬诸打瓦抛钱，一方之戏，正不必如钦降文规，须行天下。”《山歌》是吴歌，属于“一方之戏”，压韵按吴语语音，与文人诗歌压韵不同，因此特地说明。不过冯梦龙没有想到的是，吴语民歌一样风行天下。虽然他说“不能备载”，但一些关键的音还是作了注释。卷一《熬》*后一句是：“生炭上薰金熬坏子银。”冯梦龙注云：“吴歌‘人“银’同音。”因为这一句用了谐音，故专门注音，便于不懂吴语的读者阅读。《山歌》中有不少吴语方言词汇，冯梦龙也作了解释，卷三《大细》首句：“姐儿养个大细忒喇茄。”篇后冯梦龙有解释：“‘大细，，儿女之称。‘喇茄’，犹云怠慢。”卷三《小老公》 附注：“‘逼疽疽’，吴语小貌。”卷七《借个星》题下小注：“个星，吴语。犹云‘这件东西’也。”卷九《鞋子》篇后附注：“吴语‘在醮’日‘左嫁人，。”二是音乐风格。民歌是一种音乐文学，可以合乐歌唱，它的音乐都是地方曲调，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戏曲理论家王骥德云：“古四方之音不同，而为声亦异，于是有秦声，有赵曲，有燕歌，有吴歈，有越唱，有楚调，有蜀音，有蔡讴。”①他指出地方音乐的差异。李东阳《怀麓堂诗话》云：“今之诗，惟吴、越有歌。吴歌清而婉，越歌长而激。”“今之歌诗者，其声调有轻重清浊长短高下缓急之异，听之者不问而知其为吴为越也。”吴、越相距不远，气候、环境、生活习惯相近，而民歌的音乐风格却不相同。相距遥远的南北民歌风格差异就更大，王骥德就敏锐地指出了民歌音乐的南北地域差异，他说：“至北之滥流而为《粉红莲》、《银纽丝》、《打枣竿》，南之滥流而为吴之《山歌>、越之《采茶》诸小曲，不啻郑声，然各有其致。”②王骥德进而转引王世贞的观点，指出南北曲的差异：“北主劲切雄丽，南主清峭柔远。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辞情少而声情多，南声情少而辞情多。北力在弦，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独奏。北气易粗，南气易弱。此其大较。”③王骥德在本节中并非专论明朝，亦非专论民歌，但他确实道出了包括明代民歌在内的历代曲调的南北差异。明代中后期，随着工商业的不断发展，南北交往越来越频繁，加上文人搜集、整理、刻印民歌，流传更加方便，一些地方民歌逐步跨地域传唱。“小曲《挂枝儿》，即《打枣竿》，是北人长技，南人每不能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