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子风流说元曲

元代人比陶渊明隐居得起，隐居得好 我们一般印象是元代大多数文人好像比较穷，没有晋朝王、谢大贵族的豪华庄园，也没有唐朝王维的终南山，因而其隐逸只是一种无奈的呻吟，以为他们在经济地位上接近陶渊明的情况，但又比陶渊明离市场更近一些——他们还要写杂剧，还要粉墨排场。其实在元代隐逸是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并不要求隐逸定义的严格性。 小隐隐于山林，中隐隐于市集，大隐隐于庙堂。元代的文人们以中隐为主，但也有隐于庙堂和山林的，三者并非泾渭分明。不管身在庙堂、市集或山林，元代的许多文人往往一只手写散曲玩赏自然的烟霞，另一只手写杂剧领略市场的表演。 再怎么说隐居也是要一定的经济做后盾的，如果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真住到了乡下，那至少也得有几亩膏腴田地，两椽草堂茅舍，还得有“琴童”或“书童”供使役。如果落到像陈胜、吴广“为人佣保”的地步，那绝对不会滋生隐逸的幽趣，只能激发起“苟富贵，毋相忘”的野心雄心，再去当戍卒时就揭竿而起铤而走险了。元代留下典型隐逸散曲的作者们，好像都比陶渊明有钱有地位，能隐居得起，还能隐居得好。 元代文人不少是“吏”和“官”，生平不可考的也都有谋生的本领。不要忘了元朝总的来说是“赋税轻而衣食足”的，当过官的人更可以减免徭役赋税。隐逸情调特别浓郁的人都是有一些钱又有不少闲的，他们并没有真正脱离市场和官场。他们其实很少像陶渊明那样亲自参加农业劳动，所以他们笔下并没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一类亲身体验的“人化的自然”，他们引陶渊明为同调，只是让陶渊明作为一种悠然自在心态的代表。 读几首隐逸情调相当出色的散曲，再看看其作者的光景，元代隐逸的真情实况就水落石出了。 先看卢挚《双调·沉醉东风·闲居》： 雨过分畦种瓜，旱时引水浇麻。共几个田舍翁，说几句庄稼话。瓦盆边浊酒生涯，醉里乾坤大。任他高柳清风睡煞。 恰离了绿水青山那答，早来到竹篱茅舍人家。野花路畔开，村酒槽头榨，直吃的欠欠答答。醉了山童不劝咱，白发上黄花乱插。 学邵平坡前种瓜，学渊明篱下栽花。旋凿开菡萏池，高竖起荼架。闷来时石鼎烹茶。无是无非快活煞，锁住了心猿意马。 卢挚的情况怎么样？是平头百姓吗？不是。他是至元五年（1268）进士，累迁少中大夫河南路总管，到大德初年，授集贤殿学士大中大夫，外放河南做一省大员，再迁江东道廉访使，*后又回到中央任翰林学士，在翰林学士承旨的官任上逝世。 卢挚是个大官。他歌咏“闲居”，唱颂“学邵平坡前种瓜，学渊明篱下栽花”，仅仅是一种“情调”而已。他也有《赠伶妇杨氏娇娇》《醉赠乐府珠帘秀》《赠歌者蕙莲刘氏》等典型的抒发浪子情怀的作品。不过他的隐逸情调也不是偶然而发，而是真正深入心灵盘旋不去的情结，一有触动就能汩汩流出： 笑元规尘涴清谈，便尽自风流，用世何堪。陶谢醺酣，香消莲社，禅悦谁参？琵琶冷江空月惨，泪痕淹司马青衫。恼乱云龛，我欲寻林，结个茅庵。（《浔阳怀古》） 巢由后隐者谁何？试屈指高人，却也无多。渔父严陵，农夫陶令，尽会婆娑。五柳庄磁瓯瓦钵，七里滩雨笠烟蓑。好处如何？三径秋香，万古苍波。（《箕山感怀》） 卢挚不仅以散曲而且以传统的诗歌表达他的隐逸情调，如他写过七言古诗《题渊明图》和《题子陵钓台》，“归来种豆南山下，斜川只许桃源通”“故人兮冕旒，先生兮羊裘”，传达的是同样的心声。 刘敏中也当过监察御史、国子监祭酒、东平路总管、山东宣慰使、翰林学士承旨等一系列官职，死后还被封赠光禄大夫柱国、齐国公。他只留下来两首小令（《正宫·黑漆弩·村居遣兴》），却是抒发隐逸情趣的： 一 长巾阔领深村住，不识我唤作伧父。掩白沙翠竹柴门，听彻秋来夜雨。闲将得失思量，往事水流东去。便宜教画却凌烟，甚是功名了处。 二 吾庐却近江鸥住，更几个好事农父。对青山枕上诗成，一阵沙头风雨。酒旗只隔横塘，自过小桥沽去。尽疏狂不怕人嫌，是我生平喜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