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精品书系(全五册)

《诗经》是我国**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共三百零五篇。它*后编定成书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诗经》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十五“国风”，雅分“大雅”“小雅”，颂分为“周颂”“鲁颂”“商颂”。这些作品在当时都可以配合音乐歌唱，风、雅、颂的划分正是依据音乐的不同。风是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国风指各地土乐。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颂是用于宗教祭祀的乐歌。 在《诗经》的时代，我国中原地区已形成了以种植经济为基本方式的农业社会结构。周民族向来以农为本，其远祖后稷即是传说中的农神，周人的历代首领如公刘、古公亶父、文王等都极其重视农耕，在宗庙祭祀之乐《周颂》中就有《臣工》《噫嘻》《丰年》《载芟》等祭歌专用于春夏祈谷、秋冬报赛。祭祀繁多，足见农事在周人社会生活中的神圣地位。从这些祭歌中可以看出西周初年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已具相当规模：“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周颂·噫嘻》)，劳动场面非常浩大；“载获济济，有实其积，万亿及秭”(《周颂·载芟》)，劳动果实堆积如山。这种以农耕为业的社会结构延续了数千年，极大地影响了中原地区人民的文化心理和中原文化的发展趋势。周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击壤歌》)，这种自给自足、封闭式的生产方式使他们的生命之根深深地扎入厚重的黄土地中，他们的忧喜哀乐、生死荣辱都与脚下这片土地紧密相连。他们的头脑极其务实，他们所关心的是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灾荒、战争、婚嫁、垦殖……他们胸中容纳的是一个真实的人间，无须玄想和虚构。 也就是说，在《诗经》的年代，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华夏祖先们早已远离了混沌初开的蛮荒时期，曾经浓厚地弥漫在天地间的原始巫术氛围已经逐渐淡薄。在向大自然索取生活资料的长期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了自然的某些奥秘和自身的力量，原始图腾崇拜让位于人的自我意识，人们逐渐走出了原始思维的神秘误区。而开始以一种理性的眼光来观察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因此，整部《诗经》呈现的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经验感情世界，表现芸芸众生的生活图景和感情体验是它的基本内容。其中既有“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魏风·十亩之间》)的轻快歌唱，也有役夫“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唐风·鸨羽》)的无奈叹息；既有士卒“陟彼屺兮，瞻望母兮”(《魏风·陟岵》)的企盼，也有思妇“君子于役，苟无饥渴”(《王风·君子于役》)的牵挂；既有贵族们“萧萧马鸣，悠悠旆旌”(《小雅·车攻》)射猎场景的描绘，也有士大夫“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小雅·正月》)沉重心曲的抒写……可以说人生百味，无所不有。 *为精彩的是“国风”中那些表现男女情爱的民歌。在《诗经》的时代，尽管周王朝上层统治者大倡礼乐之道，但是民间仍保留着天真烂漫的上古风情。桑间濮上，水边社前，少年男女情有所钟，流于声口，无不洋溢着野性的活力。他们或是“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卫风·木瓜》)以表两情相悦，或是在春水荡漾的河边“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郑风·溱洧》)；他们因相思而发出“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王风·采葛》)的怨词，也毫不掩饰“即见君子，云胡不喜”(《郑风·风雨》)的兴奋之情……无论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邶风·击鼓》)的庄重誓言，还是“子不我思，岂无他人”（《郑风·褰裳》)的戏谑之语，都是发自纯洁心灵的天籁之声。 有人认为这些恋歌与上古时期暮春三月男女会合、祭祀高禖、祓禊求子的风俗有关。也有人认为“国风”中不少诗篇实际上是古老祭祀上所用的祝辞、咒语。原始诗歌与原始宗教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里我们想强调的是，无论这些民间恋歌的原始形态为何，无论它们与上古婚媾习俗及祭祀活动曾经有何关系，它们所吟唱的都是人的自然欲望，都是生命激情的自由宣泄，它们所表达的是活生生的“人情”而非神性，闪烁着尚未蒙尘的人性之光。 当然，《诗经》一些作品保留了上古先民宗教信仰的某些遗迹，也生动地反映了周民族的宗教观念。殷人信奉上帝，周人尊奉“天”为*高主宰(在《诗经》中“天”与“帝”混用)。从“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周颂·我将》)，“天保定尔，以莫不兴”(《小雅·天保》)，“天实为之，谓之何哉”(《邶风·北门》)等诗句中，不难看出周人对“天”的虔诚敬畏之心。至于用于宗庙祭祀的颂诗如《清庙》《时迈》《执兢》等和用于燕享的雅诗如《楚茨》《信南山》等，都从不同侧面描绘了隆重盛大的宗教仪式。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周人在祭天的同时也祀祖，把天地崇拜和祖先崇拜结合起来，“祀祖配天”。他们不但在大雅的《生民》《公刘》《绵》《大明》《皇矣》等诗篇中歌颂本民族发祥史的英雄人物，赞美他们的丰功伟绩，而且在周颂及大雅的不少篇章中推崇后稷、文王为本民族的保护神，说“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周颂·思文》)、“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大雅·文王》)，后稷和文王被抬到与天同祀的地位，俨然与天帝平起平坐！以祖配天的结果，使得周人的宗教观念进一步远离了原始宗教的形态，使得人与神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二者之间不再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更为重要的是，周人“祀祖配天”的实质内容是“以德配天”，认为周文王之所以代殷而兴，是因为他“明德保民”，慎于职守，克尽人事，“保惠于庶民”，因而得天之佑。因此，周人在祭天祀祖的乐章中反复吟唱的一个主题是：追忆、颂扬先王之盛德，告诫“子孙保之”“曾孙笃之”，发扬光大，以期周祚永存。显而易见，“以德配天”强调的是现实作为，强调的是对历史与现实之间关系切切实实的把握，而不是什么虚幻的“因果”。这就使得周人的宗教观念中注入了非常现实的内容。周人宗教观念的这一特点在《诗经》的颂诗及二雅的某些篇章中得到生动的表现。其中虽不乏对“天”的敬畏，却绝无对天国的幻想和向往；缺少狂热的宗教感情的抒写，却有着“慎终追远”的理性思考。 很有意思的是，从《诗经》中可以看到，周人常常在现实生活中遭遇不幸时或有所希求时“呼天抢地”。而他们所祈祷的“天”总是“明明在上，照临下土”(《小雅·小明》)，“监观四方，求民之莫”(《大雅·皇矣》)，无比热心地关照着“下土”所发生的一切：人间福祸、国运兴衰、人命寿夭、庄稼丰歉……周人向“天”要求公平和正义，一旦希望落空，就毫不客气地“怨天尤人”，从《邶风·北门》《大雅·云汉》《小雅·节南山》和《雨无正》中都可以读到对“天”的不敬之语。在周人的观念中，至高无上的“天”就是如此形而下地与周人的心灵精神沟通。因此，褪去那些祭祀乐歌庄严肃穆的外衣，它们所坦露的依然是对现实人生的关切。 总而言之，表现以人为中心的现实世界，抒写凡人俗情，贯穿着对现实人生的礼赞和思虑，是《诗经》*显著的一个特点。它*早体现了我国文化心理结构中的人文精神，影响极其深远。 以上是就《诗经》的基本风貌及其体现的创作精神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