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藏历史与文明

高原丝路：吐蕃“重汉缯”之俗与丝绸使用 丝绸是公元7—9世纪唐、蕃交往中唐朝向吐蕃输入的大宗物品。对于唐、蕃之间的丝绸，以往的研究多从文化交流角度给予积极评价，充分肯定丝绸在唐、蕃关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1]但因研究视角主要侧重于唐朝或唐、蕃文化交流，对丝绸输入吐蕃以后的情况却涉及甚少。《通典》记吐蕃“其俗重汉缯而贵瑟瑟，男女用为首饰”。[2]可见“重汉缯”成为吐蕃的社会风气。但丝绸之于吐蕃，有两个问题一直受到忽视：**，吐蕃气候寒冷，昼夜温差大，严格说并不适宜穿着丝绸，其为何却对丝绸情有独钟并形成“重汉缯”的社会风气？第二，吐蕃气候既然不适合穿丝绸，那么唐朝大量输入吐蕃的丝绸被用到哪些方面？吐蕃人是怎样看待和使用丝绸的？丝绸在吐蕃社会中被赋予什么样的文化意义？这两个问题学界至今未给予充分回答与研究，使得我们对丝绸在唐、蕃交往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发挥了何种作用等始终缺乏具体和清晰的认识。为此，本文拟结合藏、汉文献史料，试对吐蕃“重汉缯”的风气及其丝绸使用途径作探讨，旨在从吐蕃的角度来考察丝绸在唐、蕃交往中的意义和内涵。 一、唐地丝绸输入与吐蕃“重汉缯”之俗 据史料记载，吐蕃对唐朝丝绸的仰慕始于松赞干布时期。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令道宗持节护送文成公主入藏，松赞干布率兵亲迎于河源，《旧唐书·吐蕃传》这样记述松赞干布迎接文成公主的场景：“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自亦释氈裘，袭纨绮，渐慕华风。”[3]此记载虽不排除有汉人视角之主观成分,但基本情节仍大体可信。[4]值得注意的是，此记载提及一个细节，松赞干布见文成公主时“释氈裘，袭纨绮”，即脱掉自己的“氈裘”，换上了“纨绮”即丝绸服装。这说明在文成公主入藏前吐蕃宫廷已有“纨绮”存在，这是松赞干布“释氈裘，袭纨绮”的前提，故丝绸传入吐蕃应在文成公主入藏之前。文成公主入藏显然也带去了一批丝绸，[5]藏文史籍记文成公主带入的“锦绫罗”达二万匹。[6]藏文史籍还记文成公主初到藏地，“衣各种锦绣之衣，佩带金玉珠宝之饰，率其侍婢二十五美女，亦各以绫罗为衣，佩珠玉为饰，携琵琶乐器，往扎拉乃乌塘游赏。”[7]松赞干布见文成公主时“释氈裘，袭纨绮”之举可能在吐蕃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吐蕃人仰慕丝绸并以之为华美、高贵，以致“渐慕华风”的开端。 吐蕃时期，唐地丝绸主要通过朝廷赐品、双方战争和互市三个渠道流入吐蕃。其中，朝廷赐品是吐蕃获取丝绸的主渠道。在近两百年的唐、蕃交聘与双方使臣往来中，丝绸往往是唐朝依列回赐的物品中*常见、数量*多的赐品。如贞观二十三年（649），“高宗嗣位，授弄赞为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赐物二千段。”后松赞干布“致书于司徒长孙无忌等云：‘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以赴国除讨。’并献金银珠宝十五种，请置太宗灵座之前。高宗嘉之，进封为宾王，赐杂彩三千段”[8]。唐朝赐予吐蕃丝绸的数量极大。《唐会要》载：“开元二十一年正月，命工部尚书李暠持节于吐蕃，以国信物一万匹，私觌物二千匹，皆杂以五彩，遣之。”[9]藏文史籍《拔协》亦记：“皇帝按照赞普信函中的请求办理，并赐给赞普一万疋绸料。”[10]唐朝赐予吐蕃丝绸*广泛的记录出现于开元时期，开元七年（719）吐蕃赞普墀德祖赞遣使请和，唐玄宗“因赐其束帛，用修前好，以杂彩二千段赐赞普，五百段赐赞普祖母，四百段赐赞普母，二百段赐可敦，一百五十段赐盆达延，一百三十段赐论乞力徐，一百段赐尚赞咄，及大将军大首领各有差。皇后亦已杂彩一千段赐赞普，七百段赐赞普祖母，五百段赐赞普母，二百段赐可敦”[11]。由记载可见，唐赐予吐蕃丝绸的覆盖对象极广，从赞普本人、赞普祖母，赞普母，皇后以及时任吐蕃宰相的盆达延[12]、吐蕃的主要尚、论乃至吐蕃的各大将军首领，均按级别高低赐予不同数量的丝绸。唐朝将丝绸如此广泛、数量如此之大地赐给吐蕃王室成员、尚论及各大将军首领，至少说明两点：一、吐蕃上层人士普遍喜好唐地丝绸；二、唐朝廷对吐蕃上层的丝绸喜好颇为了解，惟其如此，才投其所好。对于将丝绸大量赐予吐蕃的原因，唐德宗《赐吐蕃将书》曾言：“赞普若须缯帛，朕即随要支分，多小之间，岂拘定限，假使逾于万匹，亦当称其所求。朕之所重者信诚，所轻者财利，……务存大义，安人保境。”[13]说明唐朝慷慨地将丝绸赐予吐蕃，目的是“安人保境”。[14]唐玄宗也曾就唐蕃关系言道：“爰自昔年，慕我朝化，申以婚姻之好，结为甥舅之国，岁时往复，信使相望，缯绣以益其饶，衣冠以增其宠，鸿恩大造。”[15]可见，丝绸不但是唐朝修好和笼络吐蕃的主要物品，也成为维系唐、蕃友好的重要纽带。 丝绸对于吐蕃的重要性，由吐蕃方面的记录也得到印证。吐蕃时期藏文《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记： 赤松德赞赞普深沉果敢，议事有方，所行政事靡不佳妙，攻取唐属州郡城池多处。唐主孝感皇帝君臣大怖，年纳绢缯五万匹为寿，以为岁赋。其后，唐主孝感皇帝驾崩，唐主太子广平王登基，以向蕃地纳赋为不宜，值赞普心中不怿之时，恩兰.达札路恭乃首倡兴兵入唐，深取京师之议，于周厔之渡口岸畔与唐兵大战。[16] 恩兰.达札路恭（又称“马重英”）系吐蕃大论，是763年率吐蕃军队攻入长安城的主要军事首领。[17]碑文记吐蕃763年攻入长安的理由是唐朝“不愿再输帛绢”，这虽是一个借口，但说明当时唐朝因政局动荡减少或停止了对吐蕃的丝绸输入，同时也说明吐蕃上层统治者对唐地丝绸的看重。大历十四年（779），南诏王异牟寻率南诏与吐蕃军队联合东侵，逼近成都，异牟寻下令道：“为我取蜀为东府，工伎悉送逻娑城，岁赋一缣。”[18]此令出自于南诏王异牟寻之口，显然是抓住吐蕃人喜好丝绸的心理，意在激发吐蕃军队斗志。说明吐蕃人喜好丝绸的名声为当时西南地区其他部落政权所悉知。 战争是吐蕃获取唐地丝绸的另一重要渠道。敦煌藏文写卷P.T.1287记： 赤德祖赞王之时，……那时唐廷疆域十分辽阔，北方的突厥诸部也归属唐朝，大食以下均属唐之疆土。唐廷从“兑巧（上方）”取来的众多宝物，原先储存在瓜州城，吐蕃攻占后将其全部接收，上层仕人因之得到许多财宝，属民黔首也普遍获得上好唐绢。[19] 这段出自吐蕃官方文献的记载，以“普遍获得上好唐绢”来比喻从唐地“得到许多财宝”，说明在吐蕃人眼中丝绸实已成为唐地财宝的象征，也说明战争同样是吐蕃获取唐地丝绸的重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