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守旧派研究

　　《清末守旧派研究》：　　陆、王心学，也称道学或宋学，被视为儒家中的“格心派”（一称“主观唯心主义”），其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主张人的主观意识是派生世界万物的本原。陆王心学重视“明心”，要求尊德性，强调为学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增进知识，而是为了实现道德的至高境界。儒家经典的学习与研究、对外界事物的认知与把握，都不可能直接增进道德，只有人的本心才是道德的根源。故只有扩大、完善人的良心结构才能实现道德增进的目的。陆王心学这种对本心的不断强化，逐渐发展成为空谈心性、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倾向，备受当时及后世诟病。　　与陆、王心学强调本心相对，程朱理学被认为是“格物派”（一称“客观唯心主义”），其认为“理”是永恒的、先于世界而存在的精神实体，世界万物只能由“理”派生，主张由道问学，格物致知，穷究物理。其一再强调知识学习的重要性，坚持人的道德水准必将随知识的积累而不断增进。　　受封建统治阶级支持，程朱理学在元代开始被推崇为学术正统，成为当时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虽然清代学术以考据、训诂为主，然理学依然占据着一定地位，清政府制定学术政策时仍在不断强化程朱理学的社会地位。如清朝初年，以康熙帝为首的统治者奉行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大力表彰朱熹，一度形成程朱理学“独尊”的局面。理学的尊奉者人数众多，在全国多个较为活跃的学术群体中，理学的声势较大。到嘉、道年间，理学更有复兴之象。嘉庆皇帝亲政伊始便昭示百官：“修己斯能治人，其效捷如影响。修几之要在主敬，平时收摄人心，内省不疚”，“若不能自正身心，则仪表不端，焉能率下？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也。”①其崇尚理学之意跃然于纸上。该时期理学崇尚者甚多，形成了关中、皖南、湖湘三个区域性的理学群体。　　到了晚清，社会黑暗、经济残破、阶级矛盾尖锐，再加上外敌入侵和西方思想的渗透，在国家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士大夫们开始关注社会现实，寻求解救清王朝于危机之中的对策。此时，统治者及部分士人打出了“卫道”的旗帜，倡导推崇正学（程朱理学），再次导引出了理学繁兴的局面。然而，危机解决方法的不同，使严守封建道统的理学内部开始分化。倭仁、吴廷栋等人侧重于通过个人道德修养的“内圣之功”，以“诚”“敬”为本，来实现国家的复兴，学界将其称为理学主敬派；与其相对的，是被称为理学经世派的曾国藩等人，他们既讲“内圣之功”，又讲“外王之道”，强调“义理之学”与“经世之学”的结合，带有较强的事功色彩。　　强调加强个体道德修养，忧患于世风日变的理学主敬派倭仁、徐桐之流，试图维护儒家思想的一统天下，“执仁义道德以伸天下之正气，扶植纲常使天下之民之心爱君亲上团结”，坚持此立国之正道，认为“未有纲常不植、正气不伸而可以守宗庙社稷者”。①他们批判那些自认为识时务者所建的功利之策实际无丝毫功利可言，反而导致国家之祸。西方侵略带来的危机，使理学坚守之士更加注重捍卫学术之根基，“若非有忧勤惕厉之心震动恪恭之气，感孚中外，激励臣民，彼族将视我为无志奋兴，必有益肆其欺侮者”。强调修身齐家的理学主敬派大臣们十分痛心于洋务派大员“多酣豢于声色货利之中，有生之乐、无死之心”，认为将导致“士气不振、邪说潜兴”，“凡荒唐无稽之徒皆得逞其浮游不根之论”。他们追溯造成此局面的原因，认为：“晚近之学术，多歧杂糅，诸子剽窃、百家炫博矜奇”，更有甚者，“狃时尚变诈之谈，溺外人新奇之论，离经叛道，见异思迁，流弊所极，敢于蔑视六经，非毁先儒，斥正学为迂谈，薄名教为多事，心术既坏，行检随之，世运所以波靡，人材所以狡杂”，因此，“今欲痛除斯弊，非讲明正学无以遏异教之猖狂，非屏斥邪说，无以救人心之陷溺。”故根本之途，上自皇帝，下至王公大臣们，应争当楷模，取“儒先性命之书，濂洛关闽之学”，“朝夕观看”，“由修齐以进求治平，天德王道一以贯之”，“异端邪说者摒斥弗庸”，则“邪说无自而入”，“志趣定则异端无得而干”，*终“国祚可永”。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