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的脆弱性-古希腊剧与哲学中运气与伦理-(修订版)

导 读
人类生活的脆弱性与对正义的寻求
徐向东、陈玮

纳斯鲍姆曾在一个访谈中说过：“成为一个好的人（good human being）就是要有一种对于世界的开放性，一种信任自己难以控制的无常事物的能力。”纳斯鲍姆在这里所说的“好的人”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好人”，甚至也不是康德所说的具有“好的意志”的道德行动者，而是一个勇敢地面对自己作为人类存在者的真实处境，不断地追求人所特有的价值的个体。《善的脆弱性》就旨在通过考察古希腊哲学和文学作品中对于运气与好的人类生活之关系的探究，来揭示人类生活的脆弱性及其伦理含义，并对当代伦理思想提出系统的批判反思。作为纳斯鲍姆的成名作，《善的脆弱性》为其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和起点，对于理解她后来发表的一系列著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善的脆弱性》开始，到她后来出版的一些相关论著中，纳斯鲍姆为人的尊严的根据提出了一种与传统观点（特别是康德式的观点）极为不同的理解，将情感联系和情感依恋作为人的一个本质特征，并由此对社会合作的目的和社会正义的目标提出了一种迥异于主流传统的认识。
玛莎?克拉文?纳斯鲍姆（Martha Craven Nussbaum）于1947年5月6日出生在纽约，父亲乔治?克拉文是费城的一位税务律师，母亲贝蒂?沃伦主持家务，同时也是一位室内设计师。纳斯鲍姆在韦尔斯利学院入学，二年级时因为对表演产生兴趣而退学，后来转而求学于纽约大学学习古典学，特别关注古希腊悲剧，并于1969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随后赴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并在1971年获得古典学硕士学位。当时，她已对古代哲学产生兴趣，于是便跟从古希腊哲学专家欧文（G. E. L. Owen）研究古代哲学并在1975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然后留在哈佛大学古典学系任教。1982年，在申请哈佛大学的终身教职失败后，纳斯鲍姆离开哈佛转赴布朗大学任教。1994年，纳斯鲍姆加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并长期执教于该校，目前担任由法学系和哲学系合聘的“恩斯特?弗罗因德杰出服务讲席”教授，同时兼任该校古典学系和政治学系成员，并参与南亚研究委员会和人权研究项目的活动。纳斯鲍姆也是芝加哥大学比较宪政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和协调者。
纳斯鲍姆是一位极为勤奋、思想活跃的哲学家和古典学家。她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对人类生活的核心领域（特别是社会正义）做出了深入细腻的观察和分析，在学术界和公共生活领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多次被评选为“全球100位*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以及“50位*有影响的在世哲学家”。作为学术界和公共知识界卓有影响的人物，纳斯鲍姆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也积极参与社会和公共事务。她曾担任美国哲学协会国际合作委员会和女性资格委员会主席以及该协会设立的公共哲学委员会的主席，并在1999至2000年间担任美国哲学协会中部分会主席。她在1988年当选为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并长期担任理事会成员，2008年当选为英国国家学术院通讯院士。她也是人类发展与能力协会的创始人。纳斯鲍姆也因其卓越的学术贡献而被授予一系列重要的学术奖励，其中包括布兰迪斯非小说类创造性艺术奖（1990年）、斯皮尔福格尔—戴蒙德斯坦因*佳论文集奖（1991年）、美国哲学协会亨利?菲利普斯法理学奖（2009年）、稻盛和夫伦理学奖（2015年）以及京都奖（2016年）。2014年，她受邀在牛津大学发表“约翰?洛克讲座”，成为哲学界第二位受邀发表这项著名演讲的女性学者；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选举她主讲2017年度“杰斐逊讲座”，这是美国联邦政府给予人文科学领域学者的*高荣誉。同年5月，她发表了题为“无能为力与责备的政治”的演讲。纳斯鲍姆在其他方面也获得了不少荣誉，例如纽约大学杰出校友奖（2000年）、巴纳德学院杰出奖章（2003年）、哈佛大学研究生文理学院百年纪念奖章（2010年）。鉴于纳斯鲍姆卓越的学术成就和公共影响，她被全球57所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到目前为止，纳斯鲍姆已经发表了20多部著作、500多篇论文和评论，编辑出版了21部著作或文集。她的专著包括：《亚里士多德的〈论动物的运动〉》（1978年），《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与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初版1986年，修订版2000年），《爱的知识：哲学与文学论文集》（1990年），《欲望的治疗：希腊化时期的伦理理论与实践》（初版1994年，修订版2009年），《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1996年），《为了国家：争论爱国主义的限度》（1996年），《培养人性：从古典学角度为通识教育改革辩护》（1997年），《柏拉图的〈理想国〉：好社会与欲望的变形》（1998年），《性与社会正义》（1999年），《女性与人类发展》（2000年），《思想的剧变：情感的智慧》（2001年），《隐瞒人性：厌恶、羞耻与法律》（2004年），《正义的前沿：残疾、民族性与物种的成员资格》（2005年），《民主内部的冲撞、宗教暴力与印度的未来》（2007年），《良知的自由：捍卫美德的宗教平等传统》（2008年），《从厌恶到人性：性取向和宪法》（2010年），《功利教育批判：为什么需要人文教育》（2010年），《创造能力：人类发展探讨》（2011年），《哲学介入：1986—2011年书评》（2012年），《新宗教不宽容：克服焦虑时代的恐惧政治》（2012年），《政治情感：为什么爱与政治有关》（2013年），《愤怒与原谅：怨恨、慷慨与正义》（2016年），以及与利维摩尔（Saul Levmore）合著的《暮年深思：关于退休、风流韵事、年老体衰以及遗憾的对谈》（2017年）。纳斯鲍姆的著作也为她赢得了各种荣誉，例如，《培养人性》获得美国大学和学院协会1998年度内斯著作奖，《性与社会正义》赢得北美社会哲学协会2000年度著作奖，《隐瞒人性》获得美国大学出版社2004年度职业和学术著作奖。
从这些著作的标题中，我们不难看出，纳斯鲍姆致力于探究这样一些核心论题：人性与人类生活条件，正义及其制度实现，情感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人文科学在学术界与高等教育中的作用，政治自由主义与宗教宽容。换句话说，她把理解人类生存状况、探究好的人类生活的可能性及其条件视为自己的终身使命。在从事这项研究时，她不仅将自己在古典学和哲学方面的学术训练与众多领域（人类学、文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分析、法律，等等）结合起来，也把自己对于人类生活的细致体验带入对有关问题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思考中。因此，她的著作不仅在哲学上具有难以匹敌的思想深度，在情感上也具有极为丰富的感染力。
纳斯鲍姆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古希腊哲学、伦理学、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以及法学研究。她不是一位生活在书斋里的学者，而是对人类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充满了深切关注，试图用自己对古代哲学和文化的重新理解和解释，来思考人类生活中所面临的一系列伦理、政治和社会问题，在此基础上探究好的人类生活的可能性及其条件。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罗尔斯在一次交谈中告诉她，如果她有能力成为公共知识分子，那么成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她的职责。她在这个时期的生活经历，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进一步鼓舞和促成了这种使命感，而作为一位极其善于通过学术争论和交锋来表达和捍卫自己观点的学者，纳斯鲍姆也由此成为学术界一位极具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1993年，一桩关于男性同性恋权利的案子被上诉到科罗拉多州*高法院，其中涉及这样一个说法：科罗拉多州宪法修正案第二条排除了男性同性恋者可能欲求的某些法律保护，因此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为了对这桩案件进行判决，法官杰弗里?贝利斯（Jeffrey Bayless）希望知道州宪法修正案第二条是否能够在“理性根据”的基础上得到辩护—也就是说，是否能够得到与宗教无关的世俗哲学论证的支持。哈佛大学行政学教授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普林斯顿大学法哲学家罗伯特?乔治（Robert P. George）以及当时在波士顿大学访学的牛津大学哲学家约翰?芬尼斯（John Finnis）递交了一份极为详细的宣誓书来支持这条修正案具有理性根据的主张，而当时仍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政治哲学家斯蒂芬?马切多（Stephen Macedo）和在布朗大学任教的纳斯鲍姆则持有对立观点。在这场审判中，证词和誓言*终都聚焦在古典作家（特别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同性恋行为的判断上。纳斯鲍姆试图用自己对柏拉图相关著作的解读来阐明古希腊人对待同性恋的态度，并反驳如下主张：哲学史为立法反对同性恋者争取不受歧视的权利的做法提供了证据。在纳斯鲍姆提交的**份文档中，她宣称：“在前基督教时期的整个地中海传统和文明中，同性恋的浪漫关系、爱慕和性行为都得到了高度尊重。……这种关系从来就不被认为是可耻的。……因此，在基督教传统之前，没有证据表明自然法理论将同性恋的性爱恋视为不道德的、‘不自然的’，或者不适当的。”在纳斯鲍姆与其对手的争论中，关键问题显然在于如何解释柏拉图在其著作中用来描述同性恋的那个关键术语“tolemema”。具有天主教保守主义倾向的哲学家芬尼斯认为，这个词意味着“罪大恶极”，因此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和《法篇》中将同性恋描述为“不自然的”（para physin），而这就表明柏拉图是出于道德考虑而拒斥同性恋的。纳斯鲍姆在反击中指出，芬尼斯将古希腊世界中并不具有的东西“输入”柏拉图的文本中，学理上的解释并不支持伯里（Bury）在《法篇》的洛布译本中将“ton proton to tolemema”这个词译为“罪大恶极”，实际情况反而是，不论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不曾对不涉及强迫的同性恋行为持有道德异议。纳斯鲍姆在这桩案件中提出的核心主张（她主张“tolemema”这个词是道德上中立的）在古典学家当中其实并未得到一致认可，贝利斯法官*终也决定不按照所谓的“理性根据”来进行判决，不过，她对这件事情的参与明确显示了她试图用学术来影响公共生活的决心和态度。这个想法其实多年前就初露锋芒了：1987年，在对艾伦?布卢姆的很有影响的著作《美国精神的封闭》的评论中，纳斯鲍姆指出，尽管布卢姆倡导阅读经典著作的传统，但他其实并未真正理解经典著作的精神实质，反而竭力鼓吹大学人文教育的使命就在于培养精英。正是对布卢姆的猛烈攻击让纳斯鲍姆首次引起了公众关注。为了回击保守主义者对大学教育和学术界提出的批评和挑战，她在《培养人性》中通过借助古代哲学传统（特别是苏格拉底和斯多亚学派）指出，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早就主张我们不仅是某个特定共同体或国家的成员，也是“世界公民”，因此我们不仅应当尊重家庭和我们所属的当地共同体，也应该尊重其他共同体和文化，因为我们都是具有同样能力的人类存在者。她详细考察了这个思想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发展—经由西塞罗和其他斯多亚学派思想家并*终在亚当?斯密和康德等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思想家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倡导和发展。纳斯鲍姆由此论证说，大学通识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学生的世界公民意识，多元文化主义本来就是苏格拉底自我审视的思想传统的一个支流。在《功利教育批判》中，她进一步发展了类似主张，表明人文科学（包括艺术）在所有教育层面上都很重要，对于培养和塑造批判权威的能力、跨文化理解的能力，以及从整个人类共同体的观点来看待和处理世上发生的复杂问题的能力都是不可或缺的。人文科学的教育之所以不应以盈利为目的，而是应当成为一切教育的核心，乃是因为它是“成人”（特别是成为具有批判意识和民主意识，对整个人类充满同情的合格公民）的基础：“民主社会的健康乃至幸存取决于将公民培养为在重大问题上为自己而批判性地、严格地进行思考和判断的公民，他们广泛地思考所生活的世界及其历史、经济结构以及其中的各个民族及其互动，他们敏锐地想象，处于一个与自己不同的、他人的处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纳斯鲍姆对待人文科学的态度表达了她自己对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基本观念的承诺，因此，对于反对启蒙运动思想纲领的所谓“后现代主义者”，她不仅很不以为然，也大张旗鼓地进行批评。她将雅克?德里达的著作描述为“全然不值得研究”，认为其分析缺乏“认真研究的证据”；她批评福柯肢解历史、概念混乱。而在评论性别理论家朱迪思?巴特勒的一部著作时，她指责这位古怪的理论家在美国学界煽动一种自我沉溺的姿态，巴特勒所倡导的那种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象征政治（symbolic politics）全然不关心女性（特别是其他阶层、其他文化中的女性）现实的生存状况，只用对任何人来说都毫无价值的东西自娱自乐，因此将女性主义的社会—政治批评引入歧途。在纳斯鲍姆对女性的社会与政治地位、性与社会正义、女性身心健康与能力平等所做的一系列研究中，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看到她如何有意识地对女性主义的社会—政治批评实施一种彻底的重新导向。例如，在《性与社会正义》中，纳斯鲍姆以所有人的平等尊严和平等尊重的思想为出发点，对女性的性别特征以及女性在现实世界中受支配的状况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剖析，捍卫和发展了一种自由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女性主义。她反对将女性在现实社会中的从属地位看作是所谓的“自然”事实，认为这种状况完全是无视社会正义和政治正义的结果；另一方面，她也不同意很多女性主义者对自由主义提出的一种批评，即认为自由主义对个体的规范优先性的强调导致了一种利己主义（egoism，或者更确切地说，自由主义使个体偏爱成为一种对其他人没有深层需要的人），并进一步表明同情、关怀和爱如何能够成为自由主义的本质要素。在她看来，女性服从于他人，为了某个更大的社会群体（例如家庭）而牺牲自己福祉的倾向在很多情形中都是道德上值得赞扬的，但不应该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这种倾向往往是在不公正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反映了社会并不充分重视女性的福祉。然而，重要的是，女性在保持自己性别特征的同时应当能够自主地选择自己认同的生活方式。因此，纳斯鲍姆实际上并不倡导那种全然抹除性别特征的极端的女性主义。例如，她论证说，在两性关系中，只要双方都能做到平等尊重，被当作“性对象”（被当作一种“不可思议的事物般的存在”）就未必是道德上有害的，反而可以是一件人性化的事情，因为我们可以由此而意识到自己不是自给自足的，而承认这一点不仅是“人之为人”的一个本质特征，也是好的人类生活的一个根本标志—她在《善的脆弱性》中对此提出了论证。由此可见，纳斯鲍姆与保守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以及自我沉溺的女性主义者的根本分歧，不仅体现在她试图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框架中捍卫一种伦理普遍主义，竭力维护理性在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而且也体现在她对世界主义的伦理观念的根本承诺中，她对社会正义和社会批判的思考也因此而变得更为深刻和广泛。上面提及的这几件事情，尽管只是纳斯鲍姆学术生涯中的一些花絮，却有力地揭示了她自己对待学术的态度以及对学术与公共生活之关系的理解。对她来说，学术思考和写作若不与对人类生活的现实关怀和情感投入相结合，就会变得苍白无力，必将堕落为一种自娱自乐的游戏，或者成为一种猎取个人名声的手段。
纳斯鲍姆是一位具有世界公民意识的哲学家，而且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她不仅竭力为这样一个理想提供哲学上的说明和辩护，也试图在公共生活中倡导和实践这个理想。尽管她的哲学论著涉及很多方面，但是，若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她的哲学工作的本质，我们可以说：纳斯鲍姆试图对人性提出充分的理解，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来发展和捍卫一种普遍主义的道德观念和一种世界主义的政治理想，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与某些具有类似观念的学者不同，她并未低估人性的复杂和多样。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她对情感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的论述中。她从斯多亚学派那里继承和发展了一个核心观念：情感在本质上是认知的，体现了我们对世界（包括他人）的判断，因此我们不能将情感及其各种表现形式从人类生活中分离出来，更不能像理性主义哲学家那样将情感完全看作是理性的羁绊。情感不仅是人性的内在构成要素，而且情感依恋也是好的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个思想不仅构成了《善的脆弱性》的一条论证主线，也是纳斯鲍姆后来发展其能力理论和正义学说的一个思想基础，在其后来的相关著作如《正义的前沿》和《政治情感》中都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和落实。不仅如此，这个思想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纳斯鲍姆为什么在其哲学论著中频繁地采用文学作品并加以详细讨论。在她看来，文学作品所提供的叙事性论述能够在读者一方产生同情和移情，因此能够让我们对人类生活的处境有更深切的体验和感悟，从而以这种方式促进公民意识和对人类的共同命运的感受。“只有用叙事艺术家特有的语言和形式才能贴切而精确地阐明某些关于人类生活的真理。就人类生活的某些要素而论，小说家的艺术措辞就像警觉的有翼天使，在日常言语或抽象的理论话语的迟钝措辞变得盲目、反应迟缓的地方仍保持敏锐，在它们变得呆滞和沉重的地方仍自在轻盈。”由此，我们也不难明白，她为何格外强调情感教育在人文科学和通识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不过，尽管纳斯鲍姆继承了斯多亚学派的情感理论的一大核心主张，即情感本身就包含认知的要素，但是她并不接受他们对情感所提出的*终结论，即不加管制的情感将摧毁一个人的道德品格，因此，就情感依恋在某种意义上不能为人所控制而论，我们应该通过有意识的训练而令自己彻底摆脱情感和情感依恋。纳斯鲍姆之所以拒斥这个主张，是因为她坚持认为，动物性是人性的一个内在构成要素，而情感同样是我们的动物性存在的一个规定性特征。这个思想其实就是她在《善的脆弱性》试图论证和发展的一个核心论题。纳斯鲍姆在本书中对人性和人类生存状况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学术兴趣的发展，为她后来的哲学写作提供了一个思想基础—她后来的很多论著都旨在进一步思考和发展《善的脆弱性》的一些论题。实际上，在《善的脆弱性》**章以及后来的“修订版序言”中，纳斯鲍姆已经对本书的核心思想和基本结构做出了详细解说。鉴于此，下面我们将仅重点阐述两个基本议题：**，她撰写本书的思想背景以及她对人性和人类条件所提出的理解；第二，这一理解如何影响了她后来对正义的思考和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