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的诗与画/中国历代文化名家

二、板桥魂与士人魂 郑板桥，这个竟然能将“四书”默写得一字不差的人，其灵魂深处首先打上的是儒家精神的烙印。在他血管里流淌的主要是原始儒家的民本理想。 (一)“大丈夫立功天地，字养生民”——板桥的责任意识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正直士人，大都带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入世情怀。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学说，使得传统的中国士人在极其困难的人生处境里不易逃脱到宗教之中。特别是在儒家学说浸淫秦汉以后的中国文化之后，士人的这种“责任意识”就更为强烈。生在清朝盛世的郑板桥，在科举取士而又以朱熹集注的“四书”为考试内容的时代氛围下，不能不感染这一传统文化精神。他以自己独特的个性和独特的人生经历，使这一抽象、普遍的文化精神，获得了个性的生命形式，从而展示了这一文化传统的生命力。 八股取士及其用人制度，固然扼杀了一大批不羁之才，也培养了一批官场蠹吏。然而，对于那些下层寒俭之士，科举途径则是他们改变自己身份，为民为国效力的唯一“正途”。他们长期居于下位，经受着生活的磨难，“四书”“五经”中所蕴含的“民本思想”、忧国忧民意识，恰恰教给他们以强烈的责任情怀。郑板桥，这位出生于下层士人家庭的寒俭之士，正是从这些经典中汲取了忧患天下、立功天地、字养生民的思想精华。尤其是在他获得了七品县官的职位，能够施展个人经世才能的时候，他的这种责任意识更为强烈。纵观板桥诗歌、家书，其中表达强烈经世意识的作品，均是在做吏山东时所作，揭露现实矛盾的诗歌如《逃荒行》《还家行》《孤儿行》《姑恶》等代表作，均创作于任职范县和潍县的时候。在《与舍弟书十六通》中，板桥大讲关心民瘼、字养生民的道理。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中，板桥告诫其弟：“吾辈读书人，入则孝，出则弟，守先待后，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并认为这是正直的读书人高于农夫一筹的原因所在。而那些“锐头小面”的人物，“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做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多置田产”，对这种人，板桥*为痛恨。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五书》中，板桥借论诗大谈“忧国忧民”的道理。他认为杜甫的诗之所以“高绝千古”，就是因为他在命题时“已早据百尺楼上”，那就是或“悲戍役”，或“庆中兴”，“一种忧国忧民忽悲忽喜之情，以及宗庙邱墟，关山劳戍之苦，宛然在目”。在《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五书》中，板桥大谈文章经世的道理，并衷心地称赞诸葛亮为民立功的人生，不同意一般文人或帮闲文人所认为的那样，把“写字作画”看作是雅事。 　　板桥说：“写字作画是雅事，亦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字养生民，而以区区笔墨供人玩好，非俗事而何？东坡居士刻刻以天地万物为心，以其余闲作为枯竹石，不害也。”至于像王摩诘、赵子昂等，只是“门馆才情，游客伎俩”，不足称道。他认为，只有诸葛亮才真正称得上“名士”二字，而当时街上“写字作画”之辈也妄称名士，真是令人可羞。板桥这种偏激的“功利”艺术观念，固有其不妥之处，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责任意识与济世情怀。 在为官山东之时，板桥在权势与金钱的夹缝里，为民众办了不少好事，艰难地践履着“立功天地，字养生民”的人生理想。他在任范县知县时，“爱民如子，绝苞苴，无留牍”。调任潍县时，恰遇荒岁，人人相食。郑板桥“开仓赈贷”，“发谷若干石，令民具领券借给，活万余人”。这一系列的“字养生民”的政治行为，充分地展示了板桥的“责任意识”。 相比稍前的蒲松龄、同时代的吴敬梓来说，郑板桥在科举制度下算是幸运者，毕竟，他还中了进士。虽然他发迹很迟，五十多岁才得了七品县令之职，但他还是获得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实现了那个时代绝大部分士人的美梦。但板桥与一般士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把当官看作是个人发财之道，没有丧失正直士人的良心。在板桥身上还流淌着道家批判现实的热血，还存留着陶渊明、苏轼等士人“不为五斗米折腰”、不阿附权贵的正气。还有道家那超越的气质，使得板桥有一种不屑与现实同流合污、不怕辞官归隐等传统士人的优秀精神气质，这一精神气质，使得板桥无论是未仕之前，还是既仕之后，都能保持一种独立的精神品格和追求自由的超越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