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花自飘零

**章
合肥嫁女，西席东床


一
故事要从三场婚礼说起。
一八八八年，一场婚礼在京城举行。
晚清四大日记之一的《越缦堂日记》中这样记载：

戊子十一月七日，合肥使幼女嫁张佩纶。张年四十，已三娶；幼女年二十，敏而能诗，合肥爱之。张入合肥署用二品顶戴，合肥行数万金请于奕，谋以道员简放。慈禧恶其闽江之败，未得行……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将膝下爱女李菊耦许配给了仕途失意且已有过两位亡妻的将军张佩纶。
张佩纶何许人也？袁世凯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天下翰林真能通的，我眼里只有三个半，张幼樵、徐菊人、杨莲府，算三个全人，张季直算半个。”
幼樵便是张佩纶的字。
张佩纶，直隶丰润人，一八四八年生。父亲张印塘做到了安徽按察使，属正三品，张佩纶也算是个官二代。

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国运动愈演愈烈。太平军从武汉顺江东下占领安庆，并杀害巡抚蒋文庆。李鸿章随安徽团练大臣、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办理团防剿匪事宜。虽有几分凶险，却也是升官契机。李鸿章一介书生，带兵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有人说他“专以浪战为能”，也有人骂他“翰林变作绿林”。无论如何，李鸿章办团练有功，接连收复庐州、巢县、和州等地，官职也因此步步高升至按察使衔。
一八五五年，李鸿章父亲去世，他结束团练工作，回乡为父亲守制。团练期间，李鸿章结识了张佩纶之父张印塘。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有“四大铁”，其中一个是“一起扛过枪”，李鸿章称“与印塘曾共患难”，二人关系可见一斑。
转眼便到了一八七一年，小皇帝同治登基的第十年，太后慈禧完成了权力的回收，垂帘听政，说一不二。李鸿章处事果断，深谋远虑，也颇有外交能力，深得慈禧器重，已官拜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
李鸿章在朝堂上见新科进士乃故人之子张佩纶，生出几分照拂之情。张佩纶没有让李鸿章失望，在朝堂之上“累疏陈经国大政”。慈禧太后刚刚开始总揽大权，为了树立开明的政治形象，倒真的采纳了张佩纶的一些建议。张佩纶一时风光无二，美国驻华大使杨约翰曾称：“在华所见大臣，忠清无气习者唯佩纶一人。”张佩纶爱穿竹布长衫，时人竞相效仿。
在入朝为政的几年里，张佩纶与张之洞、宝廷、黄体芳合称为“翰林四谏”。

今日一章，明日一疏，专事弹劾，遇事风生。贪庸大吏，颇为侧目。朝廷欲播讷谏图治之名，亦优容之。于是遂有清流之号。

所谓清流，是中国近代史中褒贬不一的存在。一般认为，清流党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刚正不阿，*爱弹劾大臣。但是书生气太重，只是纸上谈兵，极其误国。
既有“清流”，便有“浊流”。清流党人奉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领袖，政治见解上极为保守，与洋务派简直是势不两立，凡是认为外国文化有益的官员几乎都被清流党人骂为“汉奸”。李鸿章是“浊流”一派的领导人物，而张佩纶激扬文字，唯一不骂的大臣，只有李鸿章。

一八七九年，张佩纶丁母忧去职，收入窘迫。李鸿章特意在给“清流腿”、前江苏巡抚张树声之子张华奎的信中说，张佩纶丰才啬遇，深为惦念，不如到北洋担任幕僚。自此，张佩纶正式入李鸿章幕，在天津参观海防工事，参议海防事务。在李鸿章的邀请下，张佩纶还曾在天津李府小住两旬，两人关系更加亲近。
一八八一年，张佩纶守制期满复职，立刻上疏批评朝政、弹劾大臣，连户部尚书王文韶都被他参奏罢免。张佩纶弹章写得极好，让被弹劾的官员挑不出错处，只得打碎牙齿和血吞，表现自己对待批评的良好风度。王文韶在日记中称张佩纶“风骨峻嶒，可谓朝阳鸣凤，无形之裨益良多也”，翁同龢称“张侍讲原折甚切实，真讲官也”……张佩纶因此成为“得名*远，招忌*深”的清流党人。
一八八三年，张佩纶出任总理衙门大臣，和李鸿章通信频繁，事无巨细地报告。同年六月，越南国王病逝，法国进攻越南都城顺化，越南向清廷求助。因张佩纶主战、清廷主和，光绪帝便派张佩纶到陕西办事，将其调开。在陕西期间，张佩纶的弹劾更加肆意，自诩“往返五千里，咒骂十三家”。回京之后，张佩纶在对外交涉中仍丝毫不让。
七月，英国籍海员罗根在广州街头无故枪击儿童一名，伤平民两名；八月，葡萄牙人狄亚士无端在轮船“汉口号”上将一名中国工人推入水中致死。这两件事引发众怒，群众冲入沙面租界示威，并烧毁房屋。英国公使巴夏礼以“沙面事件”向总署施压，不准中国惩办凶手。张佩纶当即拍桌质问：“你已经引起两国间的一次战争，难道还想再来一次吗？”
事后中国向英国提出了正式抗议，张佩纶的为官之路也到了顶峰。一八八三年十一月，中法战争爆发，张佩纶以三品钦差大臣会办海疆大臣的名义前往福建马尾督军。踌躇满志的张佩纶不会想到，这是他身败名裂的开始。
二
前往福建之前，张佩纶想得很好，“将船政、台事及各处防务查明复奏，静听朝命。召回，中途乞病，不召，设辞乞病”；而到福建之后，面对毫无责任心的同僚，张佩纶的书生意气发作，觉得这等关头他不能离开，这场战争无他不可。
很有责任心的张佩纶查勘船政局及闽江沿岸各要塞形势，想要先发制人，堵塞闽江口，将法国军舰拦下；而军机处却下令说不可放法舰出闽江。张佩纶遵守军令的后果便是给了法国军舰进入闽江的可乘之机。
张佩纶曾认为，中法交战，中国有三大理由取胜：一、普法战争刚刚结束，法国失败后割地赔款，国力衰退；二、中法相隔甚远，法军由本土到达福建要二三十日，而清军至福建快则三日，迟则十日，在后备力量上占优势；三、法国占领越南后，施行暴政，只要进行号召，越南人民就会响应，陷法军于四面受敌中。
而张佩纶在到福建一个月之后，才发现这是一场注定会失败的战争。在给侄子张人俊的信中张佩纶说：

南援不来，法船日至。闽已苦守四十余日，止能牵制。而忽令阻其勿出，以至法不肯退；忽令如蠢动即行攻击，以至闽仍不敢先发（此时先发亦败）……澶渊之德不成，街亭之败难振，命也！

马尾一役，张佩纶“所部五营溃，其三营歼焉”，不战而败。张佩纶站在中岐山上，在法军的炮火声中，目睹了江面惨状。想过会失败，但真的没有想过，会这样一败涂地。
时人曾作“三钱鸦片，死有余辜。半个豚蹄，别来无恙”，讽刺张佩纶在开战之前放大话说若是战败他将以三钱鸦片殉难，然而真的败了却在归途中吃猪蹄。这件事虽有人澄清，但张佩纶引发民众和朝堂的不满，是实实在在的。
给事中方培上奏弹劾张佩纶，是群起而攻之的开始。张佩纶之前树敌太多，到了这个时候，谁都想要踩上一脚。甚至素与张佩纶意见相左的左宗棠，前往福建查办此案后回京复奏，也被指责为张佩纶开脱。
曾看到这样的评价：

马江之败是前清流趋于沉寂的转折点。近代中国的不幸不是言官太多，而是具备实际操作能力的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太少，国家尚未从封建专制中挣脱出来，综合国力无法同发达国家抗衡……当然，书生典兵，本来含有以文制武，防止军人专权的政治考虑，其在中法战争中的实际运用，却是慈禧太后调整政治格局的一条计谋。中法战争的外部结果，是中国失去了对越南的宗主权，从本国政坛的变化看，则是以恭亲王奕为首，包括李鸿藻在内的全班军机集体下野，和清流健将们的铩羽而归。

一八八五年，朝廷下旨将张佩纶从严发往军台赎罪，遣戍察哈尔察罕陀罗海、张家口等地。张佩纶在塞上写成《管子学》二十四卷。其间，他的第二任妻子边粹玉在京病逝。
一八八八年五月，结束戍期的张佩纶前往天津投奔李鸿章，在李鸿章的安排下主管文书；同年十一月，娶妻李菊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