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秩序-秩序与历史-卷五

**章 开端的开端
　　第二节 意识的悖论
　　到此为止，“开端”从此章的开头漫游到其结尾，从一章的结尾到其整体，又从整体到作为读者和作者之间沟通手段的英语，从英语中的沟通过程到千年求真过程中的参与者当中流通的哲学家语言。但开端的道路依然还没有抵达作为其真正开端的可理解的结尾；因为“哲学家语言”的出现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它们起先看起来很像一组问题，但其实是一个问题。“哲学家语”确有特殊之处：为了可理解，该语言不得不以自古以来发展起来的众多族裔的、帝国的和民族的语言中的一种来说出，尽管它并不显得与其中任何一种等同；而且，尽管哲学家语言已经通过很多种古今语言被说出，而且不等同于其中任何一种，但它们在所用语言中留下或正在留下的意义的特殊痕迹，仍有待在当下的章节中被理解；但老问题依然存在，在千年进程中，真理之求索得以发展并依然在发展属于自身的语言。实在中的什么结构，会在被经验时，引发“语言”一词的双关（equivocal）用法？
　　双关是被意识及其与实在之关系的悖论结构所引发的。一方面，我们把意识说成是处于身体生存中的人身上的某种东西。就此具体身体化的意识而言，实在占据着被意向的一个对象的位置。再者，借着其作为处于身体中的一个意识所意向的对象的位置，实在本身获得了有着外部物性的隐喻性触觉。我们把此隐喻用在这类短语中：“意识到某事物”，“记得或想象某事物”，“研究或探索某事物”。所以，我把意识的这种结构称为它的意向性，而将相应的实在结构称为其事物性（thingness）。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位居身体的意识也应该是真实的；而这种有具体所处的意识并不属于另一种实在，而是同一实在的一部分，这个同一个实在在其与人的意识的关系中移到了物—实在（thingreality）的位置。故此，在此第二层意义上，实在不是意识的一个对象而是某种“有”（something），在其中，意识是作为存在共同体中的诸伙伴间的参与事件而出现的。
　　在复杂经验中（眼下就是在表述的过程中），实在从被意向的对象这一位置转移到主体的位置，而随着意识因其真理而变得明晰（或敞亮），意向着客体的主体意识则转移到主体“实在”中的一个谓语（predictive）事件这样的位置。因此，意识不仅有意向性这一结构性层面，而且还有启明性这一结构性层面。再则，当意识被经验为实在中的参与性照亮事件，使得诸伙伴都被总括到此事件中时，那么，意识所处之位置就是总括性的实在，而不是处于诸伙伴之一的位置；意识有这样一个结构维度：靠此维度，意识不属于人之身体生存，而属于实在（在这一实在中，人和其他伙伴的存在共同体及其相互间的参与性关系得以发生）。假如空间隐喻依然被允许使用，那么意识的启明性的位置，则是在人的身体性生存中的意识和在意识之物性模式中被意向的实在“之间”的“某处”。
　　对刚才分析的结构，当代哲学话语根本就没有得到常规认可的语言可用。因此，要指称意识的“之间”地位（between-status），我得使用希腊用语metaxy，那是柏拉图在对结构的分析中作为专门术语提出的。要指称总括存在中的诸伙伴（即神与世界、人与社会），就我所知，还没有其他人提出过专门术语。但我注意到，当哲学家在对其他主题的探索中碰巧进入这一结构时，他们习惯于用一个中性的“它”（it）来指称这一结构。他们所说的“它”是神秘的“它”，它在诸如“下雨了”（it rains）这样的日常语言的短语中也会出现。我应该由此称之为它—实在（It-reality），以区别于物—实在。
　　“语言”一词的双关用法，指向的是一种不得不如此使用以表达自身的实在经验；这种探寻随后进一步指向作为孕生了双关的经验的意识结构。但是，这一回答是否离“开端”更近了一步？初看之下，这回答很像是双关的扩展。存在着一种具有双重结构意义的意识，它可以被区分为意向性和启明性。存在着一种具有双重结构意义的实在，它可以被区分为物—实在和它—实在。于是，意识是一个主体，意向着实在并将实在作为客体，但同时，它又是总括性实在中的“有”（something）；而实在是意识的客体，但同时又是主体，意识有待被其称谓。在此双关的“结”（complex）中的何处，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开端？
　　第三节 意识—实在—语言之结
　　在这个结的某一部分中，确实难以找到开端；只有当悖论被严肃地看待成能把结建构为一个整体的“有”，开端才会显示自身。然而，这个结，正如双关的扩展所表明的，包括语言和真理，并与意识和实在连在一起。根本不存在自律的、毫无悖论的语言，可以在人想要指称实在和意识的悖论结构时，就能被随手用作标记体系。词语及其意义恰恰是它们所指涉的实在的一部分，正如万物也是总括性实在的伙伴；语言在这样一种求问的悖论中参与，因为，正是借助把真理作为意向之物来追求，求问让实在因其真理而变得明晰。语言的这一悖论结构导致了某些特定问题、争议和术语上的困难，它们成为自古以来哲学家话语中的常项，但又始终无法达成满意的结论。
　　其中一个常项，就是“语言是‘习俗的’还是‘自然的’”这个重要问题。推动习俗论者意见（当今较为风行）的，是意识的意向性，以及相应地视词语为语音记号（多少有些随意地被选来指涉物的）的物—实在。而推动自然论者的，则是这样的感觉，即记号必定有某种实在是它们与所指涉的事物有共同之处的，否则，它们作为有着确然意义的记号，也许就是不可理解的。这两种意见的基础都不牢靠，因为追随这些意见的人在语言被创生时都不在场，而那些在场的人没有就此事件留下任何记录，只留下语言本身。按我对问题的理解，这两群人的动机都是正确的，他们试图探索语言及其意义之起源所附带的条件，这也是正确的；但两者又都错了，这是就他们全都忽视一个事实而言的：结构在实在中的显现—不论它们是原子、分子、基因、生物物种、种族、人的意识，还是语言—是一个难以解释的奥秘。
　　另一个这样的常项是“概念”（concept）和“符号”（symbol）的区分，人们难以把确切的含义分配给这些术语。自柏拉图认识到这个问题起，它就一直困扰着哲学家的言说。在柏拉图自己的哲学实践中，他靠着同时使用概念分析和神秘符号化表达这两种在真理的追求中互补的思想模式来处理这个问题。在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所谓的现代世纪里，这些困难因着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平行发展而进一步加剧。一方面，诸般自然科学的推进使得人们的注意力强烈地聚焦于这些学科提出的概念化的具体问题，而且，这种倾向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这样的聚焦已经成为某种力量，它激励着那些想让数学化科学的结果和方法来垄断“真理”和“科学”这些术语的意义的宗派主义者，而这种运动仍在社会上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历史科学同样令人震惊的进展，则让人把注意力集中于符号化表达问题，这是由古代文明及其神话的发现，以及对在同时代部落社会中找到的思想模式的说明所提出来的问题。在这两大焦点背后，意向性和启明性的经验，物—实在和它—实在的经验，都再明显不过了；而且，这两大焦点的代表人物在真理追求上也是对的，只要他们自限于将他们的指涉所主导的结构也包含其中的实在的领域内；但是，当他们专注于某个真理的神奇之梦时，他们都错了。因为那个真理的抵达，只能依靠专注于概念化的科学之意向性，或者是神话和启示的符号之启明性。
　　从此处的分析，意识—实在—语言之结就出现了，它作为一种“有”（something）是一个单元，其特点的获得是通过另一种“有”的无处不在，后者被称为意向性和启明性的悖论，或物—实在和它—实在的悖论。然而，在何种意义上，这一“结”是我们（读者和我）正在追求但还没有找到的开端？像“结”、“悖论”和“无处不在”这样的术语到底是什么？它们是意向着物—实在的概念，还是表达它—实在的符号？或者两者都是？或者，它们也许只是空洞交谈的只言片语？这些东西，除了在当前分析的幻想中以外，真的可以作为一个有意义的结存在于另外某处吗？要平息这组问题，我们所需要的是文献记录，一个具体的个案，而且该个案可以清楚地表明结单元中诸结构的共存，以及此结作为一种“开端”的意义。为此，我将展示一个古典个案，在其中，“开端”恰恰是以本分析下的结构之结作为其开端，这个个案就是《创世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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