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与社会译丛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秩序与历史卷三

**章 柏拉图与苏格拉底 阿里斯托克勒是阿里斯同之子，公元前428—前427 年间生于雅典57 的一个贵族家庭。从母亲这边，他可以把血统追溯到梭伦。根据不同的传说，他所获得的“柏拉图”这个名字，或者是来自他的摔跤老师，因为他身体强壮；或者是来自他的朋友，因为他前额宽阔；不可避免地也会有一些不太友好的联想将名字与他的风格联系起来，柏拉图与陈腐一语双关。他年轻时陷入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 年）时期；二十多岁时，他目睹了三十僭主（Thirty Tyrants）政权及其被民主派推翻。而他的成年期则充斥着希腊城邦与它们的盟友之间两败俱伤的战争；在*后的岁月里，他仍然看到马其顿在腓力二世统治下兴起。他死于公元前347 年，享年八十一岁。在他死后的岁月里，第三次圣战（Third Sacred War）以菲洛克拉底合约（Peace of Philocrates）结束，腓力二世成为邻邦同盟的盟主。公元前338 年，紧随克罗尼亚战役而来的是科林斯会议和希腊联盟的建立，这个联盟包括除了斯巴达以外的所有城邦，它处于马其顿的军事指挥下。公元前337 年，柏拉图死后十年，希腊联盟向波斯宣战。亚历山大和帝国时代开始。 通过《第七封信》（324B—326B）的自传式段落，柏拉图透露了促使一个出身于显贵之家的年轻人放弃他在雅典政治中天然拥有的事业而成为哲学家、学派创始人和文人的动机。这封信大约写于公元前353年，当时他七十岁。“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像其他人一样：我认为，一成为自己的主人，我就马上进入公共生活。但是，我的路受到城邦事务中某些事件的阻碍。”**个机遇似乎是伴随着导致三十僭主政府的革命而来。一些僭主是柏拉图的亲戚，他们邀请他参与管理。毫不奇怪的是，鉴于他青年时期经验不足，他期望新的统治者将城邦从非正义生活引向正义生活；他孜孜不倦地为他们奉献着自己的智慧，并期待着他们的表现。（这个短语是否意味着实际参与政权，担任也许不重要的职能，这并不清楚。）幻想很快破灭。前政府与现政府相比像一个黄金时代。他特别震惊于僭主的政策，那些政策在我们时代也非常有名，即通过将公民（其中包括苏格拉底）牵涉进犯罪行为来巩固政权，来让他们成为可靠的支持者，因为政权的变化会使他们遭到受害者的报复。苏格拉底，“这个我毫不犹豫地称为当时*正义的人”，冒着可能产生不好后果的危险而拒绝参与；柏拉图厌恶地退出寡头政权。当民主革命废除三十僭主时，尽管柏拉图对雅典政治颇为清醒，但他愿意再一次参与其中。尽管许多个人复仇毁掉了他们的胜利，归来的民主主义者总的说来非常节制。然而，他们仍然指控苏格拉底不敬（asebeia），起诉他，判他有罪，并杀死他，而正是苏格拉底曾经在三十僭主时期抵制针对民主党派的犯罪行为。随着柏拉图考虑到了所有这些事情并观察到了以自己的法律和风俗积极参与政治的人，同时随着年龄增长，他似乎更难以正确处理公共事务。因为如果没有朋友和可靠的同伴，一个人根本做不了事；朋友和同伴也不能在老熟人中间找到，因为城邦不再根据祖先的原则和风俗来管理。然而，获得新朋友不可能没有困难。尽管起初感觉到了参与政治的迫切愿望，他还是因普遍崩溃的场面变得茫然。他没有停止思考改善状况的手段，但是对于行动，他继续等待着合适的时机。*后，他得出结论，只有一种几乎是奇迹的深思熟虑的努力才能够修复当59 时所有城邦的不良状态，而且只有在有利的形势下才行。因此，他被迫宣布，只有崇拜正确的哲学能够使人们识别出城邦和个人生活中正确的东西。人类不会终止恶，直到合适的、真正具有哲学思维的人获得政治统治权，或者城邦中的统治者在神的安排下开始真正从哲学上进行思考。“带着这种信念，我来到意大利和西西里，那是我**次到那儿。” 自传式段落记述了柏拉图生命中的一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始于二十岁，大约在三十八岁时达到高潮。公元前390 年必定发生了某种类似危机的事情，因为《高尔吉亚篇》中的爆发属于这个时期，也许是为了回应波利克拉底对苏格拉底的攻击，同时权威从雅典政治家转移到新的政治家—柏拉图—手中。随后，公元前389—前388年间柏拉图航行到意大利和西西里，也许在公元前385年左右，他在返回之后创立了学园。他意识到，如果政治的目的是建立正义秩序，参与雅典政治是无意义的；他也看到希腊其他城邦的形势与雅典的形势一样差，如果不是更差的话；他尤其意识到，从其道德混乱乃失序之源的人当中招募支持者的有着良好意图的领导者不可能实现改革（现代政治改革家和革命家似乎不能理解这一点）。他在十五年的过程中获得这些洞见，但他没有陷入绝望或郁郁寡欢的顺从，而是决心从自身爱智慧的资源中以“几乎是奇迹的努力”来恢复希腊文明的秩序，这种资源得到*正义的人—苏格拉底—典范式的生死的强化。 自传式宣言在对“几乎是奇迹的努力”的研究中将是我们的向导。我们关注的不是“柏拉图的哲学”或学说，而是他对周围社会失序的抵抗和通过爱智慧来恢复希腊文明的秩序的努力。就他雅典帝国之梦不能实现而言，他的努力是一个失败。雅典帝国以霸权城邦下的联盟为形式，这个联盟被注入学园精神。古希腊的统一通过马其顿的权力得以实现。然而，由于可能超出柏拉图在创立学园时所抱的期望，它是一种成功，因为他在对话中创造了新的智慧秩序的象征，不只是为希腊，而且是为全人类。在下面的章节中，我将追溯这种努力，从柏拉图将雅典秩序的权威转给自己的《高尔吉亚篇》，到这种努力达到高潮的《法篇》， 在《法篇》中，智慧秩序成为类似于宇宙秩序的东西。 这一章具有对这种努力的研究的前言性质。**部分处理柏拉图的努力在苏格拉底典范式的生死中的起源。第二部分处理柏拉图对当时的政治的参与，其性质可以在《第七封信》中看出来。 关于柏拉图的大量文献，我只会列出对我自己的解释有很大影响的著作： Richard S. H. Bluck，Plato’s Life and Thought (London，1949)；Francis M. Cornford， Plato’s Cosmology: The Timaeus of Plato Translated with a Running Commentary (London， 1937)；Plato and Parmenides (London,1939)；Principium Sapientiae (Cambridge，1952)； Paul Friedlaender，Platon, vol. 1 (Berlin，1928)，vol. 2 (Berlin，1930)；Victor Goldschmidt， Les Dialogues de Platon:Structure et M′ethode Dialectique (Paris，1947)，Le Paradigme dans la Dialectique Platonicienne (Paris，1947)；David Grene，Man in His Pride: A Study i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hucydides and Plato (Chicago，1950)；Kurt Hildebrandt， Platon: Der Kampf des Geistes um die Macht (Berlin，1933)；Werner Jaeger，Paideia: 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 vol. 2 (New York，1943)，vol. 3 (New York，1944)；Gerhard Krueger，Einsicht und Leidenschaft: Das Wesen des Platonischen Denkens, 2nd ed. (Frankfurt，1948)；Paul Shorey，What Plato Said (Chicago，1933)；A. E. Taylor，Plato: The Man and His Work, 6th ed. (London，1949)，A Commentary on Plato’s Timaeus (Oxford， 1928). 对于理解细节，重要的有：Harold F. Cherniss，Aristotle’s Criticism of Plato and the Academy (Baltimore，1944)，The Riddle of the Early Academy (Berkeley，1945)；Simone Petrement，Le Dualisme chez Platon, les Gnostiques,et les Manich′eens (Paris，1947). 关于对柏拉图政治较早的讨论，参见Sir Ernest Barker，Greek Political Theory: Plato and His Predecessors (London，1918) ；此外，在一般的政治观念史中关于柏拉图的部分，例如George H. Sabine，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 rev. ed. (New York，1950)；Alfred Verdross-Drossberg，Grundlinien der Antiken Rechts-und Staatsphilosophie，2nd ed. (Vienna，1948). 我们时代的危机已经掀起大量反柏拉图的文献，这反映了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对这组文献的纵览和批评，参见近来的两本著作：Ronald B. Levinson，In Defense of Plato (Cambridge，1953)；John Wild，Plato’s Modern Enemies and the Theory of Natural Law (Chicago，1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