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邮政通史

　　《中国邮政通史》：　　齐国早在管子相桓公之时，就有科学的“驿传”之制，相比较其他国家，其邮驿设施先进、相关制度完善，可以说这是其首先强盛并称霸春秋的保证和表现：“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职之。”③如果有使者、贵客从远方来，齐国邮驿的负责人“遽”就马上派人帮助客人卸下行李等物，并准备饮食，配备专门饲马人员（《管子·大匡》）。文献中的“遽”指邮驿，“委”是放置物资的仓库，“有司职之”就是专门负责的人。新兴的楚“以驲传命”也已成邮传定制，放“驲”的地方，配备很多驲车和驲马。其都城附近的大道上经常是骝车相望、声势浩大。发展较中原晚的北方燕国，在春秋时也大量修建道路，使其邮驿迅速发展。燕国境内大道边的庐室林立，馆舍内部整洁。除此之外，大道两侧还种有树木，打有水井。信使传递信息甚是便利，“夜可以寝，昼可以憩，有井以备饮食，有树以为藩蔽，野庐氏专掌之，则行者之至如归矣”④！　　完善的驿传制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尺度。春秋时期，子产对晋文公的邮驿成就高度评价：“文公之为盟主也，宫室卑痹无观台榭，以崇大诸侯之馆，馆如公寝。库厩缮修，司空以时平易道路，圬人以时螟馆官室，诸侯宾至，甸设庭燎，仆人巡官，车马有所，宾从有代。”⑤晋文公宁愿不修皇宫、亭台，却花费巨资修理各国来使的驿馆和马厩，不仅道路平坦，而且夜里客人到达时，大道边有灯火照明，仆人随时安排贵客的车马，服务周到。‘　　单骑通信和接力传递的出现是这时邮驿制度发展的重要标志，这是中国邮驿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化。这时出现了能大大提高通信效率的单骑通信和接力传递，是中国邮驿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郑国子产的“乘遽”是单骑快马通信的*早记载。《左传·昭公二年》有，公元前540年秋天，正在京都郊区办事的相国子产闻讯公孙黑叛乱，担心普通的车速度慢而赶不上平乱，就临时乘坐快速的单骑“遽”迅速赶回来。⑥单骑“遽”是那时邮传速度*快通信方式。接力传递也很快出现。《左传·昭公元年》载有，公元前541年，秦景公的弟弟针投靠晋后，在秦晋都城之间（今陕西凤翔和山西绛县之间）修建了一条长达千里的邮传大道，在道上每隔10里就建有一舍，每辆邮驿车只需跑10里就可传交给下一驿舍的车辆。这样每10里一段的接力邮传，传百舍就达千里。这种接力送信、运输的方式，比单程车传速度快。不过，这两种邮传方法只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到春秋晚期，才逐渐普及。　　春秋时，在比较紧急情况下，“传车”“驲”“遽”“传”传遽“是主要的通信工具，在各国发挥作用。传车即前面已经说过的车传通信。《史记·范雎列传》有：“于是秦昭王大说，乃谢王稽，使以传车召范雎。”“驲”“遽”是高级人物办急事所乘坐的急行车。齐国国君十分震惊其贤臣晏子出奔，立即乘上“驷”去追赶晏子，*终在齐国边境请回他的贤臣。《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有“子木使驲蔼诸王”，②子木是楚的令尹；《左传·昭公二年》有“子产在鄙，闻之，俱弗及，乘遽而至”③，路上普通车遇到传车需要躲避；《左传·成公五年》有“梁山崩，晋侯以传召伯宗”④，但贤德的伯宗却令传车避重车，日“辟传”。此时的邮传已是“北通燕蓟，南通楚吴，西抵关中，东达齐鲁”。祁奚公正无私，是晋国的老臣。史载祁大夫“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⑤，为众人所推崇敬重。大臣叔向因政治斗争的牵连而受到晋政府的囚禁。祁奚闻悉叔向希望自己救他，马上“乘驲”来见当政的范宣子，证明叔向是有计谋、少过错、惠于人的贤臣，为了“社稷之固”，就是赦免他10次也不过份。范宣子接纳了祁老臣的建议，赦免了叔向的罪。“祁奚乘驲而见宣子”⑥成为春秋史上的佳话。　　郑国商人弦高犒师的故事流传千古。公元前626年春，超过三百乘的秦国兵车偷袭郑国，弦高在赶往集市的路上，与秦国军队正好相遇。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弦高便急中生智谎称自己是郑国专门派来迎候并犒劳秦军的使者，向秦军献上了四张牛皮和十二头牛。稳住秦军后，弦高急忙用边境上的邮传车向郑国送去军情，让国君准备对付秦军的对策。秦军以为郑国已有准备，不敢偷袭。郑国国君获得边防军情，派遣使臣到秦军处交涉，指明秦军准备偷袭的不正当行为。这故事说明，在公元前7世纪时，中原地区的通信效率高、速度快，能及时准确地把边境消息传递到国都。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