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典章制度的总汇

　　上篇杜佑与《通典》　　一　　中国历史上以百科全书式体裁出现的史书，*著名的首推汉朝大史学家司马迁所撰的《史记》。但是，《史记》以降，历经东汉、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中叶，编纂巨大篇帙的百科全书式史书不复再现。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时代环境的变幻无常，朝易夕改，动乱的世局之下，很难定下心来专心一意地从事长期编纂的工作；另一方面，随着时代愈后，累积保存下来的史料也愈多，加以学术的分工愈细，庞大编纂工作已经不是一己之力所能单独负担，个人往往穷一生之力而皓首穷经，很难突破这一限制，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工作的艰难。　　大唐帝国统一海内之后，在玄宗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以前，长期繁荣富庶，政府也大力推动各项学术工作的发展，奖掖学术。科举的设立，更使得天下士子竞相投诸其流，形成了相当深厚的文化素养与良好的学术环境。后来，虽然唐室迭遭大难，东方藩镇势力兴起，威胁到中央政府的安危，但李唐的国祚命脉却也能不绝如缕，继续维持了一百多年。中央政府的各项施政措施也尚能大致施行，不致因种种变乱而告停顿，表面上犹可维持一个大一统帝国的形象。　　时局的动荡，世事的变幻，*容易使人产生各式各样的思想。有人感叹世事无常，醉心释氏；有人目睹世局不安，遁入山林，归于老庄；也有人眼见国家兴亡，危如累卵，亟思力挽狂澜，拯救生民疾苦。　　就史学来说，将近千年的蕴育累积，顿时之间遭遇大变，常使有心以历代兴亡为鉴，思古幽情，希望借着学习既往历史教训而有所惕厉振扬。中国史学就在这种情况下，以唐代刘知几为一分水岭：刘知几总结了以往的历史着作成绩，汇成一部《史通》；相反的，杜佑即以《通典》开创出史学的新领域。　　二　　唐玄宗是唐代由盛转衰的关键。安史之乱以前，大唐帝国声威远播，达到前所未有的富庶强大；此后，国势如江河日下，再加上朝廷内有宦官跋扈，朋党相争，外有藩镇肆虐，外患频仍，交相进逼之下，中晚唐的政局并不算稳定。　　杜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成长的人物，也是这一时代的见证者。他虽然在宦海中浮沉升降了六十年之久，也曾历仕六朝，位极人臣；但是，他对唐代中叶的紊乱政局，并未产生丝毫振衰起弊的作用，更谈不上有拨乱反治之功。宋代欧阳修、宋祁等人所修撰的《新唐书》上，对他的评语是：　　惇儒，大衣高冠，雍容庙堂，道古今，处成务，可也；以大节责之，盖碈（）中而玉表欤！　　意思是杜佑为一地道的读书人，如果在升平治世的时代，还可望有一番作为，但是碰到中唐这种混乱的环境，就欠缺大魄力与大担当了。　　然而，历代之所以赞美《通典》，并不是因为杜佑在政治上位居高位，而是因为他编撰的这部《通典》，罗列古今历代典章制度的因革损易，内容详赡，脉络分明，可说是典制史上一座蕴藏丰富的史料大宝库。下面就分别说明杜佑为什么编撰《通典》？如何编撰？具备哪些特点？对中国史学的贡献何在？　　三　　古人说：江海不捐细流，乃能成其大；泰山不让细壤，乃能成其高。唐代的史学，也正表现出这一种蓬勃的气象，一方面纳川汇海，总结魏晋以来的成就；另一方面不断推陈出新，创造唐宋以后的契机。当时史学家中较著名的有专门注重名物训诂研究的颜师古等人，有侧重研究史书体例的刘知几，也有意在典章制度的赵仁本、蒋乂等人，称得上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群说毕出，蔚为大观。　　以典章制度为主的史书，在中国正史之中，就是所谓的“志”与“书”一类，如《史记》有《平准书》《封禅书》，《汉书》有《食货志》《礼仪志》等。除了《史》《汉》二书外，其余的大都专记一朝一代的典制，很少有贯通古今的记载。　　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初，典制史撰述的风气逐渐形成风尚，而且从正史里面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唐朝初期，以着述一代典章制度而单独成书的有李延寿的《太宗政典》，到中唐有苏冕的《唐会要》、刘秩的《政典》，到晚唐还有王彦威的《唐典》等，都是同一类的着作，说明在杜佑《通典》问世的前后，撰述典制史已经形成一股学术风气，不断冲击着史学界。　　四　　《旧唐书杜佑传》上记载唐玄宗开元末年时，史官刘知几的儿子刘秩挑选中国经、史、百家的记载，依照《周礼》所描述的天、地、春、夏、秋、冬六官的职制，撰写了一部三十五卷的《政典》，极享盛名，大得当时著名学者专家的赞誉。而杜佑自从看到了刘秩的《政典》以后，潜心探索其中蕴含的精义、主旨，他认为《政典》的条目、内容都还不够完备，因而加以扩大增广，并且补录了玄宗时代的《开元礼》和《开元乐》，撰述完成《通典》一书，共二百卷。　　宋朝著名的文学家苏东坡也曾经记载说：当代叙述兵制，全都取材于《通典》，而《通典》虽然是杜佑所收集编纂，但它的源流乃是出自刘秩。　　宋朝距离唐世尚不远，这两种记载都直接指明《通典》本于刘秩《政典》，应当是不错的。然而，除此之外，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宰相张九龄、李林甫等人曾编修一部名为《六典》的书，有三十卷。它的内容是以周代官制的三师、三公、三省、九寺、五监与十二卫为纲要，罗列了每一个职官的职掌，记载了每一个职官的品级，而整部书也是模仿《周礼》。由此，可以知道《六典》和《政典》都是以《周礼》一书为蓝本、性质相类似的着述，并且均是杜佑撰写《通典》的主要依据。　　除了上面所说的两书以外，《通典》另一个重要的史源是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颁行的《大唐开元礼》。杜佑曾经赞美这部书是：“百代之损易，三变而著名，酌乎文质，悬诸日月，可为盛矣。”　　在总数达二百卷的《通典》里，关于礼的部分有一百卷之多，占全书一半的篇幅。杜佑对礼的次序，排列为吉礼、宾礼、军礼、嘉礼与凶礼。这种排列，并不是杜佑首创，早在唐初所修撰的《贞观礼》已经开始采用这种次序，而《开元礼》沿用《贞观礼》《显庆礼》，《通典》又加以承袭罢了。但是，《通典》将原为一百五十卷的《开元礼》删节为三十五卷，这种取材方式，疏漏自然在所难免，所以清朝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特别称誉《开元礼》的赅洽完赡，凡是朝廷礼仪有疑问时，稽考《开元礼》就可以得到解答，若是国家有盛大的举动仪式，依照《开元礼》记载就可以实行，推崇它是一部研究“礼”制的圭臬。相对地，对《通典》就颇有微词了。　　关于乐的方面，中国从先秦以降，《乐经》失传。虽然学者常常拿礼乐并称，实际上却很少有人专门去研究乐。唐朝建国以后，高祖、太宗采用隋朝的乐，命令祖孝孙、张文收二人研究制定，但是并无完整的规章流传下来，史书上的记载也仅仅是聊备一格，因此，杜佑在撰写《通典》乐门的时候，也感到资料非常贫乏，极为困扰，*后只好收集了开元年间制定、通行的乐，加上历代沿革经过的大概而定。　　在礼、乐与政制之外，唐朝还有一批学者专心致力于州郡、边疆地理以及外藩诸夷民族的研究，成绩也相当炯然，颇有可观之处。这种风气的盛行，*主要的因素是政府的提倡、监督，如政府规定地方州府必须三年一造地图，对唐帝国域外的国家由中央政府的鸿胪寺派官，负责讯问各国的使臣、侨民，记录每一个国家的山川风土，然后制成地图，报告给朝廷。*有名的地理书籍，稍早有唐高宗时代，许敬宗撰《西域图志》六十卷，详细记载西域各国的风俗物产。武则天时也曾经下令尚献甫召集学者修撰《方域图》。这些记载到了玄宗天宝年间，与实际情形不相符合，改变甚大，因而时时下令加以修改。　　唐玄宗以后，*著名的地理书籍首推德宗贞元年间宰相贾耽所撰的《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称得上是巨细靡遗，莫不备载。贾耽经常到出使夷狄的使臣那里，询问风俗，深明当时天下地土、区产、山川与夷岨，《新唐书》即极为赞美他的着作。　　贾耽的书，今天虽然多已失传，但他是和杜佑同时代的人物，他的着作也是在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完成奏上，我们并没有直接的史料证明《通典》本于贾耽的着作，但推测杜佑曾参考他的着作，或者采用相同来源的资料，应是极为可能的事情。况且杜佑的父亲杜希望曾经担任过和亲判官这一职务，出使吐蕃，又出任鸿胪卿，主管外国事务，他和贾耽应当也有过交往才是。换句话说，杜佑就在这种种风气与家学的交互影响之下，从事《通典》的撰述工作。　　田制　　粮食是维持人生命的泉源；土地是粮食种植的根本，赖以生长的凭借；人民则是国君教化治理的对象。一个国家能够维持粮食生产富足无缺，才能不虞匮乏；能够办好地政，改良土地良窳（y，坏），奖励生产，则人民衣食无缺，才能繁衍不息；能够仔细调查人民年龄、性别等，他们所负担的劳役才会平均。换句话说，治国理民必须确实地把握粮食、人民与土地三要素，才是真正的善政。　　田制就是基于上述的要求而设立的。中国土地制度的由来，由于史料不足，传说中的帝尧、帝舜时代以前我们不得而知。但到了帝尧时代，天下到处洪水泛滥，形成一片水乡泽国，幸赖大禹治平洪水，人民才得以安居乐业，天下也才开始分为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与雍州。　　周代实施所谓的井田制，授田于民；演变到战国时代，秦孝公任用商鞅，大力改革，废除了井田的公田制度，奖励人民开山垦地，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不到几年的时光，秦国因此而国富兵强，无敌于天下。　　汉朝时贾谊、董仲舒等人都曾先后上疏论及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结果，会使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却穷得连站着的地方都没有。这种土地兼并的现象，愈演愈烈，因此王莽簒汉以后，便实行所谓的“王田”，规定土地不能买卖。但因为王莽享国很短，他的改革措施也就罢废掉了。此后东汉、晋朝都曾屡次想设法禁止土地兼并的风气，而未能有效地推行，更谈不上任何具体的成效。一直到北魏孝文帝时，采用李安世的建议，行“均田制”，授田于民，颇具成效，所以后来的北齐、北周、隋到唐朝都延续实施均田制。他们之间的差别只是在授给人民土地面积的数额上略有增减罢了。　　除此之外，历史上还有所谓的“水利田”，起源于战国时代魏国的李悝。李悝教导人民改良耕作方法，提高农田单位面积的产量。后来西门豹引漳水灌溉邺城，秦国开凿郑国渠，李冰开都江堰，汉文帝时文翁开凿蜀郡河口等，几乎历代都有开沟凿渠，引水灌溉，以增加良田的措施，这些统称为“水利田”。　　从汉朝开始，另有所谓的“屯田”。始于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调发战士赴朔方，屯田于张掖郡；宣帝时发兵攻击先零羌，也采用屯田的办法。屯田是因为大军出塞远征，将士马牛粮草消耗非常巨大，再加上战线漫长，远征军旅驿程相当遥远，补给困难，而且汉朝又唯恐人民的徭役负担太过频繁，导致国内民生不安，四夷会趁这个机会来进攻，于是命令将士出征时，军留停于要塞之地，选择水草丰茂、灌溉便利的地方，就近耕种，以耕以守，无须再从国内劳师动众，千里迢迢地转运粮草，同时也可以免除旷日废时，人马疲困，坐待补给品运到的危机。　　因此，愈是战争频繁的时候，为安定民生，觅取军食来源的稳定，大都实施屯田。如三国时代，魏武帝曹操屯田于许都；邓艾伐吴时，屯田于淮河南北；晋平吴以后，杜预开河于荆州，军士屯田镇守，南方从此才真正臣服于晋的统治。后来的北魏、北齐都同样有屯田的举措。　　到了唐朝，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下令，凡是天下各地的屯田，都归中央的司农寺所隶属管辖。由司农寺依照各地区屯田的多少、人员的众寡、土地的肥沃贫瘠，分别配与耕牛，规定屯田的等级。到玄宗天宝八年（749）时，全国屯田收入共计一百九十一万三千九百六十石，其中关内道五十六万三千八百一十石，河北道四十万三千二百八十石，河东道二十四万五千八百八十石，河西道二十六万八十八石，陇右道四十四万九百零二石。从上述这个数字，我们可以知道屯田所分布的区域，集中于唐帝国首都所在的关中以及西北、正北与东北的边防之地，用意就是在边疆要塞屯田备虏，不需仰赖于长途转运的内地补给，能够就地解决边地军民的粮食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