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中国出版家:陈翰伯/中国出版家丛书

　　《中国出版家·陈翰伯/中国出版家丛书》：　　二、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　　青春是人成长的转折点，当一群有志青年成长的转折点遇上时代的转折点，具体说遇上外敌人侵、政局动荡，会演绎出一段怎样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又将如何影响今后的人生和国家的命运？在宏阔的时代背景下，一群被欧美自由民主故事、苏维埃社会主义故事深深吸引的热血年轻人，用爱国情怀、用理想主义书写着历史。他们是用身心去爱国报国却又命运多舛的一代。不了解他们年轻时基于时代的所思所为，就很难理解他们中年、老年时的所言所行。在追寻了他们所处的时代和他们一辈子的人生轨迹之后，后人也许才能明白他们一些言行背后的逻辑。　　“一二·九”一代，有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旋律。不管左翼右翼，众多思想界、学术界人士纷纷发表言论，要求抗日。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20世纪20年代曾主张学术“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但九一八事变时他曾说：“爱祖国者人之情也，九一八事变起，北京已当前线，予亦不能自止其敌忾之心，以文字参加抗日工作。”①1937年日本侵入华北，童书业在为《禹贡》半月刊《古代地理专号》所作的《序言》中说：“自从东北四省失陷以来，我们的国家受外侮的凌逼可算到了极点，所以有血气的人们大都暂时放弃了纯学术的研究而去从事于实际工作。至于留在学术界的人物，也渐渐换了研究的方向，即如本刊由研究地理沿革而转趋到边疆调查，就是这种潮流的明显的表现。”①连深居书斋的纯学者都站出来了，何况热血沸腾、精力旺盛的青年学生！正如当时的温和派代表人物胡适所说：“民族主义已经获得压倒的势力，国家这个东西成了**线，在现下的中国里是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阻止这种大势的。”②　　一二·九运动是北平学生发起的，由此拉开了全国性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大幕。一般认为，一二·九运动不局限于1935年12月9日当天的示威游行活动，也包括“一二·一六”及1936年“三·三一”等一系列示威游行活动。一二·九运动亲历者众多，其中有组织者、领导者，也有一般参与者。组织者、领导者和一般参与者的参与程度不同，回忆中的信息含量也就不同。其中姚依林的《姚依林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一次谈话》③，姚依林与其堂妹姚锦跨时两年的谈话实录《姚依林——百夕谈》④，蒋南翔的《我在清华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回忆》⑤，赵荣声、周游编的《“一二·九”在未名湖畔》等都是重要的资料。由于记忆的误差、失真问题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关于一二·九运动的资料十分繁杂，许多隐秘的真相仍有待专门研究者去考订、揭示。笔者限于主题，主要谈陈翰伯回忆中亲历的一二·九运动。　　作为一二·九运动中燕京大学的重要领导者之一，陈翰伯发表过多篇与一二·九运动有关的文章。早在1936年，他就在《燕大周刊》上发表过《一二·九以来燕大学生在学运中的地位>-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0年，在《新闻学习》第8期发表《从“一二·九”看爱国运动》，这篇文章宏观笼统地谈一二·九运动，但只字不提自己。1979年，他在《读书》第9期发表《在斯诺的小客厅里》；1980年5月，他撰写《历史召唤我们前进！-代序》，载于《读书》第9期；1980年7月，他撰写《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燕京大学“一二·九”运动回忆片段》，载于《一二·九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其中，《在斯诺的小客厅里》和《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燕京大学“一二·九”运动回忆片段》两篇回忆录，有细节描述，有沉淀反思，不仅有助于了解陈翰伯，对一二·九运动的专门研究者也具有史料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