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

02—寻找目标与命名的症状
　　Zygmunt Bauman
　　齐格蒙·鲍曼
　　1925年生于波兰波兹南，2017年逝世于英国利兹，*后任教于利兹大学。他获得过无数奖项，其中包括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的特奥多尔·阿多诺奖（1998）和阿斯图里亚斯女亲王奖（2013）。近著《对他人的畏惧——论移民与流言》（Die Angst vor den anderen. Ein Essay über Migration und Panikmache, Berlin: Suhrkamp, 2016）。
　　远方传来了号角声，我问仆人，这是什么意思。他一无所知，也一无所闻。在大门口，他拦住了我，问道：“主人，你上哪儿去？”“我不知道。”我说，“我只想离开此地，只想离开此地。只是要离开此地，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我的目标。”“那么你知道你的目标？”他问。“是的，”我回答他，“我方才不是已经说了么：‘离开此地’。这就是我的目标。”
　　——卡夫卡：《启程》
　　越来越多的人听到号角声，开始焦躁不安，继而奔波向前。此时需要提出两个问题：这些人来自哪里？他们要奔往何处？仆人可能认为主人会知道，正如卡夫卡所描述的，他们会询问并一再确定目的地是哪儿。然而，谨慎和负责任的主人，尤其是那些*富远见者可能不愿给出直接的答案，他们*多敢于解释“来自哪里”这一问题（他们渴望从保罗·克利［PaulKlee］和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描绘的历史天使［Angel of History］的惨痛经历中汲取教训。历史的天使无法阻挡地被推向未来，它背对着未来，面前成堆的残骸如同山积，直追天空，他的眼睛紧紧盯着过去和现在令人胆寒的愚蠢与恐怖，只能以*大的善意猜测与幻想他要前往的目的地）。他们意识到，自己有充分的理由奔波向前，但是他们背对着的是“神秘的未知之境”（Great Unknown），关于他们期望到达的目的地线索实在太少。但是这样的回答可能会令仆人困惑不堪。抑或，这个回答可能会将他们的焦虑和气愤上升到恐慌和暴怒的程度。
　　如今，我们觉得，一直以来行之有效——在对抗和应对危机的时候，即使不算万无一失——的权宜之计与策略已经或即将失去效力。但是我们尚未找到别的方法取而代之。人类历史的连续跳跃、扑朔迷离已经与自然灾害的不可预料、难以控制不分伯仲，更有甚之，人类对历史的掌控以及由之产生的决心和希望已然消散。
　　如果我们仍然相信“进步”观念（这绝非不言而喻的定论），那么如今，我们倾向于认为它混合着祝福和诅咒，并且随着祝福所占比重的减少，诅咒正在稳步上升。我们的前辈依然坚信，未来是希望的寄寓之所，*为安全也*有保障。但我们想得更多的是由此带来的各种恐惧、焦虑和担忧：工作岗位日益稀缺，收入降低减少了我们和子孙生活的机会，我们的社会地位更加脆弱，我们在生活中取得的成就更加转瞬即逝，我们所掌握的工具、资源、技能与我们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重要的是，我们感觉越来越难以掌控自己的生活。我们就如棋盘上的棋子，被不知名的玩家移来移去；他们——即便对我们并无敌意，也不会残忍对待我们——并不理会我们的需求，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随时准备牺牲我们。曾几何时，人们认为未来意味着更为舒适和快捷，可现如今，人们视这个想法为可怕的威胁，担心自己会被鉴定、归类为既没有能力也不适合担当未来之重任者，丢失价值和尊严，由此被边缘化、被排斥、被遗弃。
　　我想集中探讨一下我们当前状况的症状之一——近期上演、不知何时才会落幕的“移民恐慌”这一戏剧性事件，以其为窗口来窥探隐藏在我们当前境况之下的某些可怕事实。
　　首先有出境/入境（emigration/immigration，知道来处/知道去处）；然后出现移民（migration，知道来处，但去往何处？）。它们由一整套不同的法律和逻辑所支配，根源上的分歧决定了它们的差异性。尽管如此，它们产生的影响却有相似之处，这主要取决于目的国的社会心理状况的实质。这些差异和相似被不可阻挡的经济和信息全球化浪潮所放大。前者将所有真正的或假定的主权领土变成了“连通器”，“连通器”内的液态物来回流动，直到两端达到同等水平。后者将刺激扩散、模仿行为以及“相对剥夺”的区域和尺度延伸到全球范围。
　　入境现象——正如慧眼独具的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在当今移民潮爆发前就曾指出的，“会被加以政治控制，人们会对这一现象或限制，或鼓励，或接受，或进行规划。但移民的情况远非如此”。随后，艾柯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如果人们交互运动的疆界扩展至全球，是否有可能将入境与移民区分开来？”正如他在回答中所说的：“欧洲仍在努力解决的入境问题，实际上是移民问题。第三世界正在叩击我们的大门，即使我们不同意，它也会进来……欧洲将成为一个多民族大陆，或‘有色’大陆……无论你喜欢与否，情况必将如此”。而且，让我补充一句—无论“他们”所有人都喜欢还是“我们”所有人都厌恶。
　　从什么时候开始，出境/入境问题变成了移民问题？轻叩我们大门的入境细流在政治上是可控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它变成了一种准自足、自行的大规模移民浪潮汹涌而至，裹挟着不断增强的形态各异、临时拼凑的政治诉求淹没或绕过我们的大门？从什么时候开始，量的增加变成了质的变化？此类问题的答案势必众说纷纭，饱受争议，即便我们能够回溯某一时刻，作为毫无争议的分水岭、转捩点，也仍将如此。
　　将这两种现象区分开来的是“同化”（assimilation）问题：这一问题在入境概念中很常见，在移民概念中却明显缺席—*初只能用“熔炉”或“杂糅”这些说法来填补，而现在，“多元文化主义”开始盛行起来。这一概念是指，在可预见的未来保持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而不是趋向文化同质性、本质上仅仅起临时刺激作用的一个阶段。为了避免造成当今事态与旨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政策之间的混乱—由于暧昧不清，“多元文化主义”已经变得声名狼藉—我们建议用“大离散”（diasporization）这一概念来取代它。这表明，由于移民现象，当今事态出现两种关键特征：一是相较于自上而下的监管，当前事态更多地受制于基层的进程与影响；一是相较于文化凝聚力，散居国外的人（diasporas）更多地依靠劳动分工互相联系。
　　艾柯在1997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他以1990年的纽约市为例，发现当时纽约“白人”占43%，“黑人”占29%，“西班牙人”占21%，“亚洲人”占7%。在20年后的2010年，“白人”却只占33%，且人数越来越少，即将成为少数族裔。 世界各大洲的主要城市数量不断攀升，在这些城市中，登记在册的不同种族、宗教和语言类别的人口数量非常相似，分布比例也类似。让我们回顾一下，这是有史以来**次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城市中，其中大部分都在大城市居住。全球的城市人口，其生活模式往往每天都会进行设定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