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水

再记弄堂 还是从我小时所住的弄堂讲起。说起来，它与文化界还有点儿关系呢。曾看到有人回忆，三十年代时，茅盾、黄源等人组织的一个什么团体，就设置在这里。四十年代，白穆、孙景璐、王丹凤等演艺界人士都曾在这里住过。与拉都路相交的辣斐德路路口，有一家饺子馆，北方来的演员，以石挥为首，常聚在这里喝酒聊天，喝多了酒酣耳热，声音自然一点点大起来。那些道地的北方话便与酒气、大蒜味混合着从店门口飘出来，听起来就是与白云之流的“奶油小生”（当时这一名称尚未出现，我们会用“娘娘腔”这类说法）说出来的不一样，让人听了精神为之一振。他们大多住在这一带弄堂的某个亭子间里。王丹凤（她倒不是北方人）住在靠襄阳路的一个二层楼里。隔壁的孩子胆子比较大，曾带我从后门进去爬上扶梯去请她签名。严格地说是为他签名，我不喜欢也不敢这么做。 里弄住的都是和我家差不多的市民。我家在其中还算是景况好一些的。这里住的大都是江浙人，以宁波人居多，他们天生有一副大嗓门，因此弄堂里一早就响起了不很悦耳的宁波话。听起来就像好事者为取笑他们而编造出的那段笑话：什么“啥棉纱线杜来啦，蓝棉纱线杜来啦”，等等，那首谐音歌的*后的结束语是“勿杜”（1/4，意思是“不去取”）。 弄堂里也住着几家从虹口搬来的广东人家。一家住在靠马路过街楼房子的三层。我的外甥小时候曾托养在那里，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孩子瘦得好像一只小猫，显然是缺乏营养。附近住着的一家姓简，是弄音乐的，父亲好像是钢琴调音师。一个女儿在上海交响乐团拉小提琴，我哥哥和她有些来往。她眼睛大大的，面孔轮廓线条比较硬，就是一副广东姑娘的英爽模样。那样的脸是不会出现在“那妮”无锡女子的身上的。 家有真品 50年代末，单位里的一位女同事移居日本。不少人都觉得这位女士浑身是刺，但她对我们夫妻倒还不错。她以老大姐自居，常在生活与处世为人上给我们一些指点，还帮忙操办过我们的婚事呢。当然，偶尔也要借我们的口表达一些她不便自己出面说的意思，说得难听点便是把我们“当枪使”了。以至于有一次领导板起脸关照我们：“××的话不能全信。”其实，谁的话能全信呢？以上所述，算是“引子”。 这位女士临走时送给我们两件东西。说是“纪念品”也许言重了，反正她没这样说。一件是一只日本瓷杯的盖子，绘有鲜明的日本图案，蛮好看的。后来不小心打碎，便扔了。另一件是只宜兴紫砂笔筒，不过是淡青夹黄色的。笔筒呈竹节状，还粘有浅绿色的两根竹枝和墨绿色的四五片竹叶，或宽或细，搭配得体，十分雅致。我和妻子很喜欢，但也没有特别看重，就放在办公室桌子上，一直到两人都退休了才拿回家。是塞在行李袋里，跟茶杯、茶叶罐等混在一起拎走的。离退休者免不了都要过这一场戏。 近来收藏风陡起，大小报刊也都登载有关文字。今年4月18日的《北京晚报》上登了一条消息，标题是《台湾假冒名壶泛滥浙江（应为江苏）女大师怒发冲冠》。里面说制壶大师蒋蓉对台湾壶界提出指控，因为在那里假冒她的制品成风，假货“一件能卖三四十万新台币，有的则卖到七八十万元”。甚至连她的印章与“保证书”都被假冒制出。 这条新闻提到印章，引起我的注意，因为我记得我们的笔筒底部是按了个戳子的。于是便找出笔筒倒过来看。不看犹可，一看却吃了一惊，原来正是“蒋蓉”二字。那位女士赠物是在50年代末，她得此物当更早一些。那时蒋蓉名气还不太大，不见得有人假冒。记得老大姐持赠时也提过一句，说这可是某某人的作品呢，当然具体名字我们那时是不会记住的。这位老大姐当时兼管美术插图，与黄永玉、吴作人都有交往，是有艺术眼光的。她当时想必即已和一些艺术界人士一起，注意到了蒋蓉的特殊风格。 我们这只笔筒说不定能值一百万新台币，哪天与老妻同游台湾，只要带上此物，住几天圆山大饭店，大概不成问题。过去朋友们总笑我玩假古董，我也只好自嘲，说除张大千的一张名片外，没有哪件是真的。想不到寒舍窳陋居然也有一件真品。其实一百万新台币合多少人民币，我也不清楚。 密西西比 密西西比发源于田纳西州孟菲斯一家酒店的大堂，朝南伸展，直抵墨西哥湾。它一路上为一些小镇所点缀，那里游荡着马匹与骡子的幽灵。早年间，这些骡马总是给拴在县法院四周那一个个拴马桩上的；而且几乎可以说，这条河只有那两个方向，也就是北和南，因为就在几年前，你都无法走水路朝东朝西行进，只能靠徒步或是骑骡马；即使是在那孩子的少年时期，要去距离三十英里的东边或是西边毗邻的县城，都是非得朝三个方向，顺着不同的三条铁路，坐上九十英里的火车，方能到达。 *初，那儿是一片荒野——往西，沿着那条大河，是一片片淤积的沼泽地，由一条条黑黢黢、几乎纹丝不动的臭水沟镶边，这里密不通风，长满了芦苇、藤蔓、柏树、梣树、橡树与橡胶树；往东，是阿帕拉契亚山脉逐渐消失处，是野牛在那里啃啮青草的阔叶林山脊与大草原；往南，是长有松树的贫瘠土地，那里还有挂满苔藓的栎树和面积更大、地更少水更多的沼泽，处处潜伏着鳄鱼与水蛇，日后，路易斯安那州将在这里开始形成。 在这里，*初出现的是携带着简陋器具匍匐前进的先民，他们垒起了土墩然后就消失湮没了，只留下了土墩。在这些土墩里，接踵而来有史可稽的阿耳冈昆族裔会留下他们战士、酋长、婴儿和猎杀的熊的头颅，瓦罐的碎片和斧头、箭镞，偶尔还会有一只沉甸甸的西班牙银马刺。那时，成群麋鹿不加警觉地如烟雾般飘忽而至，在矮树丛里和溪谷的底部，则有熊、狼、美洲豹以及各种小一些的动物——浣熊、负鼠、河狸、水貂和沼鼠（不是麝鼠，是沼鼠）；二十世纪初，这些兽类仍在那儿出没，有些地方仍未开发，当时，那男孩自己也就是在这地方开始打猎的。但是，除了偶尔在某张白人或黑人的脸上可以寻见印第安人的一些血统，奇克索人、乔克托人、纳齐兹人和亚祖人都如先民一样迁走了，现在和男孩一起匍匐前进的是沙多里斯、德·斯班和康普生家的后裔，这几个家族曾经指挥过马纳萨斯、夏普斯堡、夏洛、奇克莫加这几个团，匍匐前进的人中还有麦卡斯林、艾威尔、霍尔斯顿与霍根贝克家的后裔，这几个家庭的父辈祖辈曾经充当过那几个团的兵员，匍匐的人里偶尔也会有个把姓斯诺普斯的，因为到二十世纪初，斯诺普斯家的人已经是无处不在了：不光是站立于开设在湫隘小街主要由黑人光顾的小铺的柜台后面，而且也坐在银行董事长办公桌、食品批发公司经理办公桌的后面，身居浸礼会教堂的执事席中，他们买下许多所摇摇欲坠的乔治式住宅，把它们分隔成一个个可以单独出租的套间，而在自己弥留之际，又立遗嘱将加出来的披屋与洗礼盆捐献给教会，好让大家记得他们，不过这也许纯粹是出于恐惧。 他们也参加打猎。他们也进驻打猎营地，在那里，德·斯班、康普生、麦卡斯林和艾威尔家的人按门第的高低次序当头儿，他们射杀母鹿，既不管法律，也不管头儿说这样干是要不得的，他们射杀母鹿甚至都不是因为需要鹿肉，他们把肉扔下，由森林里的食尸禽兽来享用，他们之所以屠杀，只是因为母鹿躯体大、会移动，是样稀罕物件，与湫隘街巷的小铺及那里的蝇头小利相比，是更早时代的产品；男孩如今已长大成人，论资排辈当上了营地的头儿，现如今他得操心，不是为猎物越来越少、地盘越来越小的原始森林，而是为姓斯诺普斯的那伙人，他们正在把留下的不多的东西毁灭殆尽。